现在，替代这些场景的是一座座巨大的，释放着白、黑色烟尘的烟囱，这些占据着地平线的发电厂、水泥厂、化工厂，像塞万提斯笔下的风车巨人一样奇形怪状、张牙舞爪。除此之外，就是一栋栋崭新的，毫无特色、高高低低、火柴盒式的高楼。
公交车上的女子，皮肤白皙，衣着典雅，玩弄着手中的智能手机，她们已和大城市的女子区别不大，看不见了以前无锡乡村女子的土气和粗糙黝黑的肤色。大多数人都能说流利的国语，不像以前，喜欢彼此在车上怒吼般的用方言聊天，全然不顾他人，边说边抖动黏在下嘴唇上的车票。而车上的男青年，穿着超市名品店或淘宝上买来的世界名牌标志的T恤、中裤、帆布鞋，额前留着流海。但还是遮盖不住“土生吴人”颧骨高耸，五官娇小，嘴唇凸出的相貌特征。其中一个尖嘴猴腮的男青年，很有些某位上海郊县青春文学作家的味道。
车子在以前的公社卫生院停下(现在成了社区卫生中心)，把我甩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二十年前，我也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上坐上去无锡火车站的车。但我已完全不认识这个即熟悉又陌生的小镇。脑海中忽然想起日本歌手尾行大作演唱的《无锡旅情》：“坐火车经过上海和苏州，前方是太湖边上无锡城。船儿轻摇，飘泊在运河上，离开你，真的让我很后悔，那样爱过你，也为你燃烧。”
在我眼前，已经看不到运河和船儿了。镇上原先四通八达的河网消失了三分之二，而剩下一些河水或颜色浑浊或散发臭气。在我家门前的竹林、草地和门后的小河也完全不见踪影，变成了一栋栋别墅。我试图去找我上学时走的田垄小路，完全找不到了，那条路成了水泥大道，农田也消失了，两边盖着光亮整齐的商品房。在我少年时，经常去游荡的市镇，也不认识了，起于明清，白墙黑瓦沿河而起的街市，三尺青石板铺成的老街，现在还剩下不连贯的一排排残破老宅，几个租借此地做小生意的外地妇女在门前用北方话聊天。
市镇中心是个带喷泉的广场，大妈们在跳广场舞，傍边是两座“城市商业综合体”。我上学的乡村小学被拆掉后又翻造成了“ABC双语幼儿园”，看上去很洋气。变化最大的是路边出现了公厕和垃圾站，显示了城市化的速度和特征。为了找记忆中的“老路”回家，我兜了好几圈，甚至迷路了。
(二)
在镇中心的位置，盖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与旁边的一处江南园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座博物馆是为一位我邻村的著名老乡冯其庸而造的。
他早我五十多年从镇上的同一所中学毕业，去了外地读书，能说一口无锡土话，从事文字工作，之后也很少回家。但与我不同，冯其庸成了著名学者，而我成了自由职业者。介绍冯其庸生平、作品、手稿、书画和他购置的文物，多的需要一座博物馆才能容纳。博物馆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粗略观看展品，知道冯其庸早年的特质和经历和我差不多。喜欢读书、离开家乡、思想激烈，向往着用新知识和新思想去改变家乡和中国。但是到了最后，事实证明这些都过了头。晚年，冯其庸去了西北丝绸古道，研究佛头和古物，并钻研于《红楼梦》。
在1948年左右，苏州乡下也有一个回家的文人，这个人叫费孝通，他将他对老家吴江的传统农村社会调查集合成的思考，写成了研究上世纪中叶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传统的名著《乡土中国》。他归纳了以明清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社会传统和结构。又过了四十多年，他再次回乡，发现他四十年前归纳总结的这些东西看上去已经不复存在。这和我回乡的感觉是一样的。
首先，农民维系生存的土地消失了，农民的身份转变了。从1970年代开始，从本镇等地区缘起的苏南乡镇工业化运动，通过近四十年的时间，将传统的农民转变为工人和商人。由于经济结构和收入模式的改变，土地成为了工业化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因此原先还处于半工半农状态的苏南农民名下的承包地、自留地甚而宅基地，被渐渐转换为工业用地和城镇用地。大部分的农民转变为吃商品粮和去菜市场买菜的城镇居民。
其次，以农业耕种而生的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从民国时期的乡绅、宗社自治结构，到解放后的公社、大队、小队行政管理结构，再到转变为目前的城镇社区结构。以本村为例，原先自然村的行政管理权力机构目前是社区居委会。在民国时代的苏南农村以当地望族、士绅地主、宗族宗社为主的权力机构不复存在。而在解放后，以基层农村党治模式为主的公社(镇)、大队(村)、小队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不如以前。在目前的社区居委会式的村社管理模式中，党委的力量已不如前。在本村的实际权力结构为例，本村实力派企业主，村内望族大姓成为了主导村社社会的重要力量。于是，在实施村民直选村长的基层民主自治模式，导致在村社管理机构人员选举和实际的权力分配中，出现了一种变异的“富商与大族联合影响村社管理机构”的苗头。
如在本村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三支主导力量，一支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和工商传统势力，由原村支书、村长兼村办厂厂长家族为主导的传统势力，这只势力垄断村权力机关十几年，但因2000年代后，村办厂的集体所有制性质逐渐改制，几家村办厂被其改制私有化后加之经营不善，实力大不如前，但“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只势力仍旧出现在本村的传统实力派中。其次，是由本村新兴工商阶层为代表的势力，主要是经营企业较好的几位企业主。再次，是这几个企业主背后的大姓宗族，如崔姓、唐姓等等，大姓在村长选举上人数占优，故而大姓家族加之有实力派的工商人物出现，也将主导村权力机构的形成。而在这几年中，就出现了村长村支书等在几个大姓中“轮流出现，轮流坐庄”的现象。
另外，先前公社体制下，占据村社主导力量的基层党员和党治机器，目前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以我母亲为例，村党委主要组织的党员活动是旅游观光，组织生活以聊天、看文件、看视频为主，已淡化了其作为上传下达、监督跟办上级党委行政指令、凝聚和动员群众，主导村社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关键的政治作用。从意识形态到红头文和上级党委层层下达行政命令，到了村社基层之后就变的软弱无力，传统的党管理基层到村的行政执行力被打了折扣。
而随着社会结构、身份阶层的转变，尤其是土地问题的变化，千年来依赖土地而生成的农村生活传统和伦理规范也发生了悄然地变化。
(三)
作为土生的无锡本地人，我的祖先从北宋中叶从福建迁移到无锡，至今已有900多年，繁衍了36代。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几位宗亲从无锡别处跑到村里来，说有宗亲大老板资助，要大家续修家谱，到2012年被告知家谱修完了。这套家谱多达32卷，起自南宋直到当代，原谱自明代崇祯年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历经四百多年的数次续谱。
家谱中仅介绍祖先行状的内容占了整整两卷，大概是说，祖先原来自陇西，为李唐宗室，后武则天要杀光李唐诸王，其中唐太宗的八子越王李贞率兵起义失败自杀，其残存子孙从陕西奔逃到河南，五代十国期间又进入福建。宋代中叶从福建迁移到无锡，出了宋代抗金名将李纲，繁衍子孙至今36代，近十万人。字里行间都是在反复教育子孙要精忠报国、正气凛然、做人低调、忍辱负重、恪守忠信、好好读书的话。而历代祖先中得以被表扬的除了中举做官的外，一些恪守“守土有责”、“忠孝仁义礼智信”、“为祖守坟”的“义人”祖先，也得以进入写入“行状”单独立传。
以我的家谱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古代的以私人化的土地制度和农耕经济为主的生产特征，产生了依附于农耕文明的社会传统与伦理道德——儒家文化。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
例如，以本村的李姓宗亲为例，共27户，自晚晴以来变化不大。历史上最大的人口变故是太平天国战争和抗战前，前者是由于遭到太平军的掳掠杀戮，人口或减少或逃亡。后者是由于抗战前人口增加，生产的土地不够分配，出现前往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市区打工的“民国农民工”。而到了当代，由于地方经济的发达，向外移民的人又少了，当然不包括我这样的读书或在城市见世面后，不愿再回小镇过乡镇文学青年生活的喜性高远的人。
长期依附于土地的村社和人，产生了以个人、家庭、宗族为主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以“亲缘”为主的伦理和社会体系。也就是“私人化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这种私人和亲缘化的社会网络产生了以“忠孝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的伦理道德。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梯。‘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钦’。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
虽然，这些东西在经历了解放前三十年的各类政治、思想、社会运动后，经历了人民公社和苏南模式这样的集体化过程，但是，与土地、宗社、血缘密切关联的儒家伦理仍旧难以抹灭，一息尚存。
(四)
从我所了解的本镇社会伦理舆论的案例分析显示。在目前这种村民从“半工半农”到城镇居民的身份转型过程中，传统儒家伦理的是非标准还在当地部分存留。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事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子女不赡养老人，或打骂虐待老人。二，婚外情，男女偷情。三，未婚同居和姘居关系。四，男女建立婚姻未经双方父母许可即默认为私奔。其中，在结婚前，男女双方不缴纳礼金彩礼，或不进行订婚仪式，不遵礼仪，即被人看不起。四，忤逆父母。五，偷盗强奸诈骗卖淫等作奸犯科人士。六，多次结婚离婚者。七，败家者，游手好闲啃老或啃兄弟姊妹亲属者。把这些案例归纳总结出来，主要原因是违背了儒家伦理“四维八德”与“五伦五常”的底线。
以我的一位发小同宗为例，他比我大两岁和我是初中同学。但在宗族的辈分中，我比他大一辈，在宗族举办大事的场合(如婚丧嫁娶)，他还是要管我叫“叔”。而又有一位与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更要叫我叫“爷”。除此之外，对父母的服从也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忠于家庭和遵守礼仪的标准。由于我常年不回家，我父亲曾向他人抱怨此事，使得我在一次拜访宗亲长辈的时候，遭到了“不回家看父母，让父母伤心”的谴责。而我回家不去看望我的乳母，也会受到“受人之恩不思回报，没有良心”的谴责。甚而我母亲出去旅游，我不给钱，也成了邻居数落我“没有良心，去尽儿子本分”的原因。而我的那位同学宗亲，早年曾向家中借钱开网吧，遭到了父母的拒绝。他忍气吞声而不敢反抗抱怨，这就是要遵守“双亲怒责，不怨父母，谓之顺”的孝道。
但是，随着本镇城市化变迁的过程，这些依附自然村落，维系于亲缘、宗社与土地关系的伦理原则也在慢慢淡化。越来越多的人搬离农村或住进了拆迁后安置的社区居民楼，原先的社会结构关系被拆解了。比如年轻人的恋爱与婚姻变的开放了，本地人与外地人通婚或自由恋爱出现的越来越多，反复的结婚离婚也成了常事。祖先崇拜和民间信仰变的淡薄，原先每家每户大厅前祭祀用的长桌不见了，墙上“和合二仙”的画像也不见了，灶头上的“灶王爷”每年过年也没有糖和肉供奉了。
一些品行不端的人，比如我的两位曾是混迹于本地地下帮会的宗亲和同学成为了村治安队成员，在家里开出了小赌场。为了房子拆迁的安置赔偿费用的分配问题，兄弟间彼此扯皮父母赡养问题的事情也出现了。而来自城市的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让人以权和钱为判断是非标准的唯一标准，故而如养小三、包二奶、偷情的事情也变的不是那样容易再让人义愤填膺。我的另一位在镇上开设旅馆和茶社的同学，据相邻举报，在他家的店中出现了色情服务。他本人则离了婚，曾感觉丢脸，但不久之后又结了婚，容光焕发。
甚而严肃的宗族修谱和祭祖活动也添上了实用主义的味道，在本村的崔姓宗族的祭祀活动中，几位崔姓老板找来了某位崔姓央视主持人来捧场，虽然我不清楚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是怎么来的。大家吃了一天流水宴，大摆酒席，人人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滔滔不绝，显示“很会说”也是祖先留下的基因之一。
(五)
在离开家乡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个同样的梦境老是出现在我眼前。我从无锡老火车站出来，两旁是周山浜地区大片的老式民居，街道两旁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摊贩。之后，我走入一条白砖黑瓦的老街，沿着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前行，结果发现路越走越窄，最后路都找不到了。我拼命寻找我的家，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
这个梦境终于成为了现实。
我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决定去无锡城里看看，我到了火车站，老火车站被崭新的高铁站淹没，而老周山浜熙熙攘攘的老城区被拆的光溜溜的，剩下崭新的扩宽的马路。失望的我决定去惠山脚下惠山寺内的李氏宗祠“李忠定公祠”拜祭祖先。
万幸的是，祠堂因为在锡惠公园景区内，获得了不被拆毁的护身符，在李氏宗亲的努力下，祠堂修缮一新。和李氏祠堂一起得以被保护下来的还有惠山后山门外的明清祠堂群，从建筑、戏台、古桥、河道整片古建筑被得以保护和修缮。这些建筑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出售门票。
我向祠堂内的李忠定公像磕了“三叩九拜”的大礼，希望祖先保佑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良心和先人的祖训，遵守儒家伦理。而在李氏宗祠的旁边，是纪念安史之乱期间睢阳(今河南商丘)守将张巡的张中丞祠，张老爷因为忠于李唐而被叛军杀死，因其忠烈，死后成为了无锡的地方神“无锡城隍”，在张中丞祠的门前写着“精忠贯日”、“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在这些祠堂间游荡，很容易让人感觉你会被无处不在的儒家伦理所感染。
虽然，你在离开景区，回到现代社会后，立马在五分钟内忘记你所读过的所有警句教诲。
因为，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儒家信仰深植的土壤已经不在了。新时代的年轻人更希望像欧美社会的青年那样获得更多的自由和个性。而在几十年中，以服从集体主义和寻求大同世界理想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日渐式微，追求更多的人性的自由，对金钱万能的崇拜，不受道德约束的实用主义，成为了中国人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如费孝通所说：“但是这时候要维持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精神是有危险的了。出起乱子来，却非同小可了。社会变动得快，原来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上的满足。”
从惠山镇出来，我又回到了光溜溜的，毫无特色的无锡火车站，心中又响起了尾行大作演唱的《无锡旅情》：“站在陌生的街道，想起你泪湿衣衫，古老的街道如在雾中。老帆船依然在穿梭，远处小岛依稀是三山。鹿顶山上望太湖，我的心大梦初醒。”虽然我眼前没有运河、没有街道、没有老帆船，也没有湖水。
而令人最为伤心的是，心中的那个维系千年的“良心”和“伦理”和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在现代都会中显越来越淡薄，越来越稀疏，直到看也看不见了。
(作者为历史记录片编剧、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