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互联网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大家都知道关于所谓的“谣言共和国”这个问题。如果你去看中国绝大部分的报纸，特别是地方性报纸，它基本上依赖互联网，很少自己真正采写新闻稿。我这次回老家还顺便问了一些不算太小的媒体的很重要的记者，他们都是在网上抄抄写写，不会自己采写。对于谣言，媒体很少去确认。去年攻击的我的事件爆发的时候，连中央电视台也没有过一个电话来确认的。如果中央电视台都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能指望其他的媒体有任何负责任的做法。在今天这个条件下，所有人都在抢新闻，以赚钱为动力，或者是越来越政治化，但基本的新闻操守和规范荡然无存。
所以，我并不认为互联网与传统媒体自然有一个促进关系，恰恰是严肃的讨论的消失是今天最严重的挑战。我自己编过十多年《读书》杂志，在那十多年当中，讨论的主要议题（关于全球化三农问题、医疗保障体制、政治改革、媒体功能、大学教育、女性的社会地位等）是很严肃的。但这样的讨论在中国已经非常少，也就是中国比很多国家的媒体更加服从于商业的逻辑，它们找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写文章。大部分在媒体当中写文章的知识分子，我说不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媒体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真正的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来展开讨论。因为大众文化跟媒体文化相互渗透，媒体影响所有人的阅读趣味，时间长了，大众就对稍微认真深入的讨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在这种状况下，你可以讲轨道出事了，某一个事情出事了，信息能通过互联网迅速发布出来，但对于长远的政治议题是很难讨论的，没有讨论空间。俄罗斯前些年出现过一个媒体的领导人被谋杀，当时大家很怀疑政府参与了这个过程，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不太清楚，但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健康的媒体公共环境，公共性的争论、辩论无法展开，信息不能够检验，推动政治议程是不可能的。因为议会民主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要有言论的公共空间，我觉得在今天言论的公共空间是更为重要的。在今天中国，媒体的集团化状况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样等于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共舆论，大家也不知道舆论的真假。一段时间谣言一起，大家被煽得群情振奋，过一段时间又证明那个是假的。
这些现象的不是完全新的，六七十年代出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化》这本书就讲到过媒体的封建化，媒体越来越像是封建领地一样，这导致了公共性的消失。这也表示在那个时候它已经在西方出现了，作者当时是把它看作民主危机的一个环节，这个状况发展到今天，比那个时代不知道要严重多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怎样去讨论政治结构问题。
萧三匝：现在如何走出困境？
汪晖：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做。以新闻媒体来讲，我个人认为，第一，基于专门研究的知识分子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带有反思性，而不能把他混同于大众文化，必须有这个反复纠偏的过程。知识分子跟媒体之间应该形成一个有机互动。现在媒体都会找几个人，要不是专门的专栏作家，要不是所谓的评论员，就那几张脸孔，什么问题都谈。在这种状况下，你是不可能把有质量的思考上传的，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检验这些人代表的是什么。
老实说，今天谁在设定议题？是媒体本身在设定议题。所以媒体角色的校正和媒体从业者基本的伦理是必须加以重新思考的，因为政党和媒体是今天这个政治体制里面最核心的部分。
昨天中央电视台的人来问我对富士康搞机器人怎么看，我说第一，富士康的老板说一句话，马上全国的媒体都跟进，然后就开始焦虑地说，中国马上要大规模失业了，那么多工人的声音我们为什么从来听不到呢？你算一下，中国有多少工人？光是农民工就有两亿四千万。按照现在的统计数据，这些人所处的状态为什么总是不能够得到正面的反映。当然，郭台铭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认真讨论。
第二，工人和这个机器的斗争是19世纪以来的老故事，你很难讲技术创新不必要。老板在没有利润可图的情况下，或者是社会舆论压力对它过大的时候，他会考虑技术创新。当然，如果技术创新的成本过高，工厂就会转移走了。这些问题都可以分析，但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媒体和政治完全没有办法体现公共领域的特征，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可言。
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今天很多不同社会体制的危机证明，没有一种简单的体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需要在这个社会里面思考、生活和工作的人的努力，比如说在媒体领域里面有一些人愿意率先出来做出表率，这样当然就有可能改变。
我昨天接受央视采访还说，本田罢工的这个案例应该扩展到别处。本田罢工，让当地的工人能够发出声音，事实上得到当地政府一定的支持，那也就是说连政府也意识到这个必要性。问题是为什么媒体把议题完全设定了，你找我说我就一定得说富士康？我总想跟他说，可以说别的吗？为什么不去把本田这样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事情好好说说？本田处理罢工的经验如果能够推广，全中国很多工人的利益就会有很大的保障。
至于有人说害怕工人的条件提高了以后，中国经济就要不行了，在我看来，第一，这个话意思说，他们就把廉价劳工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无论从事实还是从伦理讲，这个诉求都不成立，中国并不是因为只是有廉价劳工才会有这么多的外来投资，比中国更廉价的地区还有很多，为什么外资不到别的地方去，而是到这儿来？还是有其他条件的。第二，如果你的发展要天天让人自杀，你还不去想改弦易辙，这不就成问题了？
我自己做了一点劳工调查，我愿意做一点评论，问题是这个议程已经被设定了，不过他们能够说一点劳工就不错了。我觉得无论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媒体工作者或者是政党，并不是没有努力改善的空间，如果我们不能从一种制度拜物教到另一种制度拜物教的思路中摆脱出来就会出大问题。原来的制度拜物教就是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制度不好，另外一个制度好。当另外一个制度出现危机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定会想再发明一个制度。当然制度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说不重要，我说拜物教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太崇拜、太以为只是一个制度改变就可以改变所有这些问题，而忽略了在每一个具体的过程当中从业或者是参与到某一个进程的人的主观努力，进步就不可能。
反过来说，为什么一些思想讨论和职业伦理的重新修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体制下，如果从业者的状态是不同的，质量也就是不同的。在同样的体制下，不同的单位和人取得的成绩是很不一样的。
我刚才讲到西方政治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我要否定这些都不行，反过来我也不认为我们过去的体制全部都不行，而是要动态地看待问题。我们讨论解决之道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条件下，第一要有方向感，第二就是要具体。如果媒体已经不把公共性当成追求的方向，只把赚钱当成方向，那你怎么改呢？方向感的丧失，我觉得是今天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问题。到底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方向要有。就像我们要讲媒体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要有自己基本的取向和判断，如果这个也没有了，我们只是顺从了某一个逻辑的话，那也就不存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