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中历史、公民、地理等科根据《2012课纲》“微调版”编写的教科书马上要在8月上路，这份课纲自始便饱受反弹，先是学界，后是中青年的高中教师，现在则轮到正在放暑假以及刚考完“大学指考”的高中生提枪上阵。随著22日反课纲高中生包围“教育部”，24日晚间数十名高中生夜袭“教育部”、并占领部长办公室，这场挟著去年“三一八太阳花”馀温、类似香港“反国教”运动的反课纲斗争，情势不断在升高。
近来台湾政坛与社会闹得沸沸扬扬的高中课程纲要（简称“课纲”）争议，其实已非第一次。从李登辉执政时代1997年强行推动的国中（“国民中学”的简称，即大陆的初中）《认识台湾》教科书以降，将近20年的时间，经历两次“政党轮替”，教科书的争议未曾停歇。教科书是当权者意识形态的重要传输管道，因而成为蓝绿两党的兵家必争之地，由此可见，教科书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客观历史事实之争，在根本上就是政治问题──在台湾就表现于国家认同与史观立场的对立。
         一般认为，当代民族国家的教科书系统，是在日据时期传入台湾。日本殖民末期，为配合殖民母国的全面侵华与战争动员之需，殖民当局在台湾开始推动无孔不入的“皇民化运动”，教科书当然也不例外，目的在于将殖民地台湾人民改造为盲目崇拜日本天皇、为天皇牺牲的臣民奴才。

台湾反共意识形态的滥觞：“国编本”教科书
 
       1945年台湾光复、重新复归祖国，原来的皇民化教育转变回民族教育，也就是国民党式的中国民族主义教育。经历一段磨合期之后，台湾的各级教科书均由“国立编译馆”负责编纂（称为“国编本”），推动反共民族主义教育，通过教科书将台湾打造成为“反攻大陆”的坚强堡垒。
         例如小学《国语》课本有一课《先总统 蒋公小的时候》（以前台湾的公文书或是一般文章，提到“国父”与“蒋公”都一定要“挪抬”），课文如此描写“伟大的 蒋公”：“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上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水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蒋公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蒋公从小就做事快，不怕难，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这篇课文成为流传于台湾社会的“ 蒋公看鱼逆流而上”的“励志神话”。
          还有另外一篇经典课文《没有太阳的地方》：“自从民国38年共匪占据中国大陆以后，……大陆上的同胞一直过著贫穷不安的日子。他们好像住在黑暗森林里，看不见阳光，对将来没有希望。到过中国大陆的人，都说那里是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满眼破旧的样子，一点新的建设都没有。”再加上国民党街头巷尾的口语宣传：“大陆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下”、“在共匪的暴政下，大陆同胞只能吃树皮、啃树根来裹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湾代代相传对大陆的偏见有其历史根源。

     1988年蒋经国病逝，李登辉掌权后仍沿用根据1983年订定的高中历史课纲而编写的国编本教科书，课本称北京政府为“匪伪政权”，称毛泽东为“共酋”。为了突显国民党才是中国的“法统”，教科书称大陆为“敌伪”，强调“中共统治大陆以来，倒行逆施，实行共产制度，实已违反世界潮流”、“共产制度的消灭已成定局”。
中国国民党籍的“总统”李登辉，在党政军权力稳固之后，再加上其背后有本土新兴资本家支持，在政治经济结构上开始出现至今仍为人垢病的“黑金”体制，并逐步推动“台湾国族”建构工程，第一步就是“独台”化。1994年李登辉对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表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中国、中国人都是模糊的概念”；同年发生“千岛湖事件”，李登辉又放言：“中国是‘土匪’”。李登辉的“独台”工程是有步骤的，先是称“中华民国‘在’台湾”，接著又推动“总统”由台湾全民直选，并将“台湾省”虚级化（称为“冻省”或“精省”）。在教育方面，李登辉为贯彻个人意志，特意拔擢主张“同心圆史观”的历史学者杜正胜，两人联手改造中学社会科教材的史观论述。
        马英九执政将近8年，各级学校教科书仍充满浓浓的杜氏“同心圆史观”。什么是“同心圆史观”？按杜正胜1997年的文章《一个新史观的诞生》所称：“以台湾为中心，一圈圈往外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由内到外，从乡土史、台湾史、中国史、亚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渐进”。
          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以学术的名义，做为台灣国族建构工程的有力背书，将国民意识形态转型为脱离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杜正胜自己也说，他的“新史观”是要“对台湾现实处境和未来提供方针”，“摆脱大中国意识的笼罩，努力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杜正胜认为：“台湾的中国人既已承认中共政权，不再自命为中国的正统或中国文化的主流。而政治上，不论‘台湾国’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政治上与现在中国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认识台湾》教科书横空出世：反共、反中、亲日三位一体
 
         “同心圆史观”的首次实践，就是1997年李登辉与杜正胜共同主导出台的国中《认识台湾》教科书，此后教科书中的台湾史部分自中国史独立而出，至今教科书仍维持著“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论述顺序，台湾史的地位也由地方史上纲为“国史”。这部《认识台湾》教科书，历史篇将台湾史分为“史前时代”、“国际竞争时期”、“郑氏治台时期”、“清领时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等阶段，不分本质，将荷兰、西班牙、清朝、日本、中国均视压迫台湾人的“外来政权”。同时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不再称之为“日据”，强调日本为台湾带来“工业化”以及“守时”、“卫生”、“文明”等“现代化”，避谈其中的剥削与民族差别待遇。并且淡化台湾人前仆后继的抗日与光复运动，以“接收台湾”取代“台湾光复”。全书最后也不忘赞扬“落实民主法治”的“台湾经验”，“是中华民国面对中共的威胁却始终屹立不摇的要因”，以此凝聚台湾人民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在历次的教科书争议中，很多人只将目光聚焦于历史科或国文科，而影响也很深远的公民社会科却往往遭到忽略。今年的反课纲运动，就是由高中公民老师发起串连，进而蔓延到历史科，接著通过老师的宣传与鼓励，让受教的高中生踏上抗争最前线。
         某位曾任高中公民与社会科课纲编撰委员的社会学者，曾投书指出：“历史科目前大体上仍然是根据‘实证论’的知识系统，因此会把意识形态寄托于相关‘史实’的选择与诠释问题去进行争辩。但是‘公民与社会’并不须要这样。因为‘公民与社会’不但不须要刻意隐藏意识形态，反而根本就是关于现代公民教育的有关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上述这段话就反映在《认识台湾》（社会篇），教科书开宗明义即指出台澎金马是一个“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国际上逐渐习称‘台湾’”。第6章第2节《台湾精神》更是全书“精华”所在，日本民族的“大和魂”精神在台湾得到了“传承”，课文称：“除了有形的文化资产之外，我们还继承了先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就是所谓的‘台湾魂’。”反中与反共的意识形态在这本课本中也得到了华丽且完美的结合：“民国38年以前，无论是在中国或是日本的版图之内，台湾一直都是政治权力的边陲地区”，“直到最近，我们还是不屈服于中共政权的‘文攻武吓’”，“三百多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族群很少能平等对待台湾人民，长期的屈辱以及一再的压制，使台湾人不断地要求平等，珍惜自由，维护尊严”。第8章《民主的滋味》则搭配李登辉所谓“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强调“悲情的历史”：“四百年来，大部分时间，台人民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台湾政治史是一部未经当地居民首肯并且参与的悲情统治史”。最末章《营造新台湾》便寄希望于台湾学子：“在国际社会中，我们不仅欠缺合理的生存空间，还经常面临战争的威胁”，“到了20世纪末，‘台湾人’已经成为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共同名字，一个崭新的台湾社会也逐渐成形”，“你我都是地地道道的主人”。

        这部横空出世的媚日反华教科书，在当时台湾社会引起相当程度的反弹，例如1997年7月20日TVBS与《新新聞》杂志合办“认识台湾教科书大辩论”，由支持《认识台湾》的陈文茜（时为民进党主席特助）、王拓（时为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时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对辩反对《认识台湾》的李庆华（时为新党“立委”）、尹章义（时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与陈昭瑛（台大中文系教授）。台湾著名的排湾族诗人莫那能，更是以其原住民的身分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认识台湾》教科书，疾呼：“立即修正所有即将印行的教科书，‘认识台湾’必须认识真实的台湾，不是强迫下一代认识虚构的台湾”。几位台湾文史学者王晓波、李维士、曾健民、黄丽生、潘朝阳、陈昭瑛、刘孝春等人，逐页逐句完成《认识台湾》历史篇与社会篇的修订与批驳，由王仲孚教授主编为《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资料》，1997年9月由台湾史研究会出版。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以许南村笔名，邀请两岸学者完成《认识台湾教科书评析》一书（1999年台湾人间出版社），批评这部教科书有著“大量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民族分离主义的宣传和新殖民地观点，使历史教科书充满了欺罔和错误”，并且逐一反驳教科书中的“台湾文化多元论”、“明郑独立王国论”与“日本殖民有功论”等谬论。
在“反共反华”与“亲美亲日”的政治正确之下，“同心圆史观”、“日本殖民有功”与分离主义的倾向就此主宰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书写。李登辉卸任前夕，1999年台湾修法通过教科书“一纲多本”，也就是根据“教育部”的课程纲要，开放民间出版社编写教科书。原来“一纲一本”制度下肩负教科书编纂的“国立编译馆”于2004年正式退出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于2011年与“国立教育资料馆”合并为“国家教育研究院”。

       此后，台湾各级学校的教科书编写过程成为“三级制”：先由“教育部”邀集专家学者订定“课程纲要”，再由民间书商分别邀请学者教师根据“课纲”编写教材，完成之后送交“国家教育研究院”小组审查，审查通过始发给审定执照。
以《认识台湾》教科书为例，历史篇课程标准制定小组包含以下成员：黄秀政（召集人，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下称人指会〕推荐）、李永炽（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立法委员”推荐）、李国祁（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指会推荐）、李筱峰（世新学院副教授，“立法委员”推荐）、江如雪（台北市景兴国中教师，台北市教育局推荐）、吕实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人指会推荐）、吴密察（台大历史系教授，“立法委员”推荐）、张玉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人指会推荐）、张炎宪（“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立法委员”推荐）、黄鼎松（苗栗县鹤冈国中校长，省教育厅推荐）、温振华（台湾师大历史系教授，台湾师大推荐）。其中大多数是独派学者，更不乏台独立场坚定的“台湾教授协会”成员。

民进党执政：中国是“外国”，教科书禁用“古今中外”
 
           2000年民进党籍陈水扁执政之后，教科书的课纲、编写、审查等三道关卡全面“独化”。2003年9月台湾“教育部”公布《高中历史新课程纲要草案》，仍维持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甚至将明代中期以降的中国史列入世界史的范围。2004年民进党执政期间，再度修订高中历史课纲，预计2006年实施，称为《2006暂纲》。该《暂纲》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完全分开，台湾史独立为第一册；将1945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史”列为中国史，1945年之后的部分列入台湾史；同时，也将确立台湾复归中国的《开罗宣言》定位为“新闻公报”，要求《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纳入教材，教科书中正式记载西方与台独派所炮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在社会各方压力下，时任“教育部长”的黄荣村不敢貿然實施《2006暂纲》，因此陈水扁撤换黄荣村，延揽杜正胜为“部长”，强行贯彻《2006暂纲》的施行。陈水扁卸任前的2007年，台湾“教育部”委托独派色彩浓厚的“台湾历史学会”完成《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画》，下发各家教科书书商，依此“标准”编写教材。这份报告检核了当时自小学至高中各领域各版本的教科书，包含国语文、社会、历史、地理、自然、生活科技、健康、体育、艺术与人文、地球科学、美术、音乐等科目，列出五大“不适合用词”的“标准”：（一）“不客观历史价值标准、刻意褒扬或贬抑的非中性词汇”，例如将“日据时期”改为“日治时期”，并禁称孙中山为“国父”。（二）“自我矮化为地区或主体意识不清”，例如禁用“台湾地区”、“全省各地”与“两岸”等词。（三）“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属不同政权时期的叙述，对中国的地名、历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国名”，例如要求将“今山西省新绛县”的叙述改为“今中国山西省新绛县”，又如要求将“春秋战国时代”改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四）“叙述日治时期台湾的人、事、物，却使用大清帝国、中华民国纪年”，例如要求将“中华民国16年”改为“大正5年”。（五）“对于特定词汇的使用不够精确”，例如规定不可使用“国字、国画、国剧、京剧、古典诗词”等词汇，来描述“中国特有的文物、文字、书画、戏剧、诗词等”；又如规定不得使用“历史上、古时候、
古代、上古时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词汇，来描述“时间或对象泛指中国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

      在此情形下，“古今中外”这句成语在教科书中被禁用，1945年台湾“光复”变成了“战后”，“中国人”被“汉人”取代，“中国文化”变为“汉文化”，“中共”被“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法战争”改称“清法战争”，“我国的元朝”改为“中国的元朝”等等。当然，“诗人李白”也要写为“中国的诗人李白”。翻开厚厚的《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画》，各种“不当用词”可说是“罄竹难书”（2006年杜正胜曾称“罄竹难书”没有负面之意，指的是“事情多到连纸张都写不完”）。
这份以政治力强行推动的“不适合用词检核报告”，威力惊人，不过是一两字之差，但已经有效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政治宣传灌输给台湾学生。当前台湾的社会各阶层，早已将“一边一国”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例如台湾青年到大陆参访工作求学一律自称为“出国”，称“陆生”为“中生”等等。现在台湾中小学主要的新进教师，都是使用1997年之后的反中、反共、台独化、皇民史观教科书的一代，分离主义的种子就如此继续传播。

国民党执政：无法扭转台湾学生根深柢固的“两岸两国”观念

       2008年中国国民党再度执政，但独化教科书并未因此而改善。不只历史科因袭原有教材，地理科的地图将台湾与大陆之间标注“国界线”。公民科的课本同样问题丛生，例如内容谈及钓鱼岛主权争议，非但未交代日本无理占据钓鱼岛，反倒引导学生将该问题思考为三国纷争（中、台、日）。又如教科书谈到国家与政府型式，仍比照过去，将“我国”列为民主政体，将“中国”列为独裁政体；并设计问题，要求高一学生讨论“为什么中国有成文宪法，却没有被列入宪政民主国家？”再如教科书以不小的篇幅，论述了“中国武力仍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并钜细靡遗地列出“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模式”：“以飞弹攻击台湾”、“封锁台湾对外交通”与“突袭占领”等，并搭配一张飞弹照片，辅以图说：“目前中国瞄准台湾的飞弹已达千枚以上”。我们不得不问，这究竟是课本，还是剧本？
馬英九執政之初，当时“教育部长”郑瑞城公布沿用扁政府时期修订的《2009课纲》，引发学界与社会舆论的不满与批评。后来“教育部”暂缓实施国文与历史两科课纲，暂时沿用《2006暂纲》；其他科使用《2009课纲》，但往后延一年才正式上路（因此《2009课纲》直到2010学年度才施行）。为研拟国文与历史新课纲，教育部组成课纲小组，但成员多数仍为扁时代原班人马。

      2010年当时“教育部长”吴清基改组课纲小组，历史课纲修订直到2011年上半年才完成并公告，预计2012学年度施行，称为《2012课纲》。《2012课纲》虽然仍维持“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叙事顺序，但主要有以下五个修订部分：（一）说明三国时代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二）加入日据时代台湾同胞参与祖国大陆抗日的内容；（三）课纲中注明中国史在1949年之后之所以只写中共的历史，是因为中华民国的部分已经写于台湾史之中；（四）删除“台湾地位未定论”内容；（五）中国史课时增加为一个半学期。《2012课纲》出炉后，各家书商不愿大幅度修改课本内容，将旧课本简单修改送审，居然还有版本称日本侵华战争为“圣战”，称台湾慰安妇是“自愿”的。

      马政府对于课纲的修订，事实上无济于事。因为教材的编写，以及事后的审查，基本上仍被独派所掌握。例如负责审查教科书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其中高层还包括了杜正胜担任“教育部长”时代的主任秘书，以及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任台北县长时代的教育局局长。2013年9月开学前，有3个新版本历史教科书送交审查，因其内容使用“明郑”、“日据”、“中共”等词，以及称台湾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等理由，便遭到“国家教育研究院”辖下的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封杀。
为了因应2014年上路的“12年国教”，以及修改前次课纲的不足之处，台湾“教育部”遂针对《2012课纲》进行“微调”，并在今年8月正式实施。课纲只是各家书商编写教科书的大纲依据，因此力求简明但突出重点，此次微调幅度不大，主要是几处用字的修改。以历史科课纲为例，“国际竞逐时期”改为“汉人来台与国际竞逐时期”、“荷西治台”改为“荷西入台”、“郑氏统治”改为“明郑统治”、“清代治台”改为“清廷治台”、“日本统治”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慰安妇”改为“妇女被强迫做慰安妇”、“接收台湾”改为“台湾光复”、“多元文化发展”改为“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发展”等等。同时，新课纲也要求写进清廷治理台湾期间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省分，以及日据时期台湾人民遭受日本统治者的剥削与挤压，也要求说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对台湾的影响等等。至于被高度质疑新课纲删除“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更属谣传，因为它们都明列在历史课纲而不于公民课纲之中复述，其中还将“二二八事件”由“说明栏”调整为“重点栏”。就是这份课纲引起当前大规模的反弹，被贴上“去台湾化”的标签。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经过数次的课纲争议与抗争，必须追问的是，现在台湾社会高涨的反课纲情绪背后，反映出來强烈的“台湾主体意识”，真的是原来就素朴的存在著？还是其实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呢？

         总的来说，台湾教科书的争议不能仅仅归咎到李登辉与陈水扁20年的“去中国化”教育，必须往上追溯到国民党在台湾的“反共”教育，“反共”与“反中”的延续、融和与升华，结晶成为今天排山倒海的“反课纲”势力，这是台湾政治结构与社会性质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近20年来，独派掌握台湾文史学界的学术资源，以立场来决定学术的走向以及评断学术成果的标准，上起“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分离主义史观早已盘根错节，更何况受“反中”教育的一代已经从师范体系毕业，大量进入中小学校园任教，继续把对立壁垒的历史意识传给更年轻的一代。因此有人认为太阳花以来到反课纲，反映了台湾世代冲突的问题，如此说法当然有其根据，但应该这样理解台湾的世代冲突：下一代认为上一代不够“反共”、不够“反中”。
         对执政的国民党而言，因长期偏安一隅，早已历史虚无，自马英九以降的政府体系只能以行政程序来对抗意识形态的斗争，必然败得一塌糊涂。而马政府的课纲调整，只是在用字遣词上动手脚，原来的冷战思维、反共意识等等还是充斥在教科书的论述之中，无法更无力提出超越的、进步的新史观，课纲争议仍旧只是蓝绿格局之下台独与独台的斗争。
           台湾社会对于课纲调整的反弹，正好说明了分离主义史观（其中还包括亲美、为日本殖民统治擦脂抹粉等种种问题）经历若干年的发酵，已经取得了现阶段的胜利。这场斗争接下来要直面的问题，是如何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并且全面清理日本殖民与其后两岸内战、东西冷战所遗留下来的负面遗产，并且寻求建立新的、进步的史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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