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篇讨论当代青年命运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和好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涂自强的青年，通过考大学走出山村，进入城市。不过，知识并没有就此改变他的命运。出生农村、家境贫困，涂自强没法获得其他同学“天然”就能享有的生存便利。尽管他对此坦然接受，并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去克服它，但实际的结果却是，无论他如何吃苦耐劳、积极勤勉，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好起来，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当肺癌终止了他的奋斗之路的时候，小说伤感地写道：“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么？”而这也正是作者方方把主人公叫做“涂自强”的寓意所在——在这个社会中徒然地奋斗，却毫无结果。

   不难发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涂自强相类似的徒劳无望之感，已经存储和发酵相当一段时间了。从对《蜗居》、《裸婚时代》等电视剧的追捧，到对“蚁族”、“屌丝”、“穷矮挫”等流行词的创造，都是这种无望之感的持续累积。有所不同的是，当这种情绪经由文化商品和流行词得以宣泄之时，躲闪和回避现实往往成为它的最大特点；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陷落到自嘲和不甘相交织的精神胜利法之中。而这一回，小说却给出了一个毫不躲闪的指控。那就是，所有这些徒然自强的悲伤不只是“个人的悲伤”，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给予小说高度的评价：“涂自强是多么规矩的青年啊，他没有抱怨、没有反抗，他从来就没想成为一个英雄，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命运还是不放过他。一个青年努力奋斗却没有成功的可能，扼制他的隐形之手究竟在哪里？”[1]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被顺利转化为了社会的集体的悲伤，其所包含的绝望感，被视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状况。“绝望感突出为一种醒目的社会存在，是一种新状况。……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似乎重新拥有了介入当代社会进程的强烈愿望、动力与能力，并获得多年未见的社会反馈。” [2]

   如果上面描述大体不错的话，那么正是这构成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坏时代”里评价“好小说”的基本模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讨论社会问题为宗旨的文学创作日益边缘化，供人消费、提供虚假满足的商品化的文学则越来越兴盛。而此次讨论青年命运的作品能够得到社会的强烈反馈，则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即商品化的文学并未笼罩一切，总有一些无法被消费欲望彻底吸纳和处理的情绪，牵动人心，需要被认真对待。社会生活越是艰难，这一类情绪的构造和积淀也就越是庞杂，越发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底色，有待文学展开独立的理解和分析。于是，越是对这个时代的现实感到忧虑和不解，也就越需要作为艺术的文学对其展开分析和抵抗。高度评价直面社会问题的小说，几乎成为社会的本能。而这样的本能，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隶属于时代所催生的感觉结构。

   问题却也由此产生。

   最初的症状，似乎只是文学介入现实的愿望与其实际能力之间的脱节。对今天的文学创作而言，愿望与能力之间的关联并不通畅，以至于有论者认为，“我们的小说经常得益于新闻故事，那是因为现实中的故事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3]《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也不例外，作者坦言小说是由一则大学生徒步进城的新闻得到了启发。很多人肯定这篇小说，也是基于对社会形势和自身情绪的理解：几乎很少有小说这么直截了当地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绝望和艰难。甚至于有网友表示，自己出身农村，对小说的很多描写都不以为然，但“个人悲伤”这样的概括仍然打动了他。

   显然，人们对小说的阅读和评价，始终镶嵌在对文学创作和社会现实这一竞争性关系的认识之中。不过，基于这一认识，便将上述脱节归咎于社会现实太过强大或作家个人能力不足，其实际效果却是将社会和个人进一步神秘化。看似高度肯定“作为艺术的文学”，实则将其推进了死胡同。既然今天中国的现实超越了人的想象力，或者说现实比文学更有创造力，那么，人们所期待的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究竟是指什么呢？于是，这种既肯定直面社会问题的文学创作，又总是感慨创作能力不足或对此避而不谈的评论模式，实际揭示的不过是：当前的阅读和评论在其介入现实的愿望和能力之间，同样脱节。

   至此，这样的脱节便不只是个人能力问题，也不仅与文学写作和评论的实际状况相关，而是与当代社会所遵循的整理和描写现实经验的整体模式密切关联。因为当那些企图讨论现实的作品，总是被贴上“作为艺术的文学”热心保护起来的时候，其对社会现实经验的实际处理，也就在这一承认/否定的本能中被草率搁置。这无形中导致了社会理解自身经验的恶性循环。那就是，越是缺乏对自身经验的真正梳理，社会就越是渴望“作为艺术的文学”的出现，而越是如此渴望，以至于愿意为任何有此苗头的作品贴上文学的标签，也就让后续的讨论变得可有可无。在看清处理现实经验的难度——“这为何是一种糟糕的描写”——之前，匆匆宣布胜利——“它讨论了社会现实经验”。这样的宣布，实际上是把描述和理解现实经验的整体任务，彻底推卸开去。然而，对任何急剧变动中的社会而言，这一过程不可能通过贴标签来完成，其所需要的文学总是不得不经历这样的质询。此时，出于社会自我保护的本能，对“作为艺术的文学”或“直面社会问题的文学”做太过迅速的认定，反而可能将“究竟什么才是处理当前现实经验的文学”这一问题遮蔽起来，进而丧失审视社会处理自身经验的基本模式的契机。

   基于上述的问题意识，本文将围绕着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展开的书写和理解“个人悲伤”的方式，视为当代中国社会处理自身经验的个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获取当前感觉结构处理自身经验的一些基本特征，并讨论以下问题：如果说绝望感或“个人悲伤”已经成为弥漫在当前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情感经验，那么人们究竟是如何理解、想象进而处理它的？在这里，以文学的方式重述社会经验、对此展开的阅读和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此类经验的进一步社会化，这些彼此扣连的环节实际上延续了何种看似矛盾实则一致的逻辑？由此凸显的社会处理自身经验的方式，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被更主动自觉地意识到，进而修正？

   
   洛文塔尔曾这样规定通俗文学出现之后作家的职责：“描述和命名新的经验”，因为“只有在完成了这类创造性工作之后，大多数人才能认识到、进而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困境及其根源。……否则，他们的‘观点’仅仅是陈词滥调而已，所反映的都是早已过时的东西。”[4]这意味着，当“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被判定为一种新的社会经验时，它一定有它的过去时。这一过去时从来也不是时间上的前后，而是同一时空之中那些既有的描述之法。

    可以看到，整个2013年，青春和命运的话题，一再以不同的目的和方式被谈论着。2013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评“青年观”的短文《莫让青春染暮气》。文章认为，在当代中国，本应充满朝气和锐气的青年人，却暮气沉沉。这些青年人，尤其是80后的问题在于：“生活就像一部不断加速的跑步机。它一方面代表了某种值得追求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提速就要被甩下来。更令人担心的是，你跑了半天，却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不断地奔跑，换来的只是显示屏上一连串的数字。”[5]显然，这是官方媒体对“个人悲伤”的描述之法。在它看来，“个人悲伤”的原因是青年陷入了前途迷茫和未老先衰的状态；而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竖立明确的理想，则是其开出的治愈悲伤的药方。[6]与此同时，重新书写“青春”的电影也一并上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主人公，都是和涂自强一样的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青年。在《中国合伙人》中，农村青年的奋斗终有回报，这样的奋斗也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与冉冉升起的“中国梦”遥相呼应。[7]而对《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男主人公来说，家境贫困的他容不得半点闪失，任何微小的误差都意味着失败；以至于在影片中，他将自己的人生比喻为不容出现一毫米误差的高楼。不过，在电影中，现实与青春——尽管此处的青春只是“爱情”或“激情”的代名词——的对立，既构成了主人公的“个人悲伤”的来源，也成为对它的终极解释。在这里，“个人悲伤”永远只是青春无法战胜现实的悲伤。

   和这些描述比较起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新颖性在于：他的经历意味着，在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奋斗之路已经断绝。当官方媒体企图高举理想的旗帜，循循善诱的时候，小说却揭示了，青年人的迟暮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想，而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那一类梦想在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实现的通道。而当《致青春》企图将悲伤限制在个人成功或收获爱情的“二选一”中时，“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则意味着，无论农村青年向现实做怎样的妥协，都难以完成“立足城市”这样的微小理想。在这里，“立足城市”这一梦想之所以微小，不是因为它容易实现或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改革路径之下，它几乎成为中国青年展开自身梦想的“唯一”开端；无法立足于城市，也就被彻底剥夺了做梦的权利。

   可以说，这正是方方对“个人悲伤”的基本定义。小说对此的描述也最为彻底，这一彻底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小说中，涂自强并未谈论过别的理想，他一直在追求的只是一切理想的起点——进入城市。其二，为此，涂自强具有一切优秀的品质；勤劳聪明、自食其力，心胸宽阔，没有和自卑纠缠在一起的自尊心。当这两个方面重叠在一起时，一个毫无瑕疵的青年人的失败，也就显得更加彻底和触目。

   不过，作者对彻底性的这一追求，却也限制了涂自强这个人物对“个人悲伤”的感知能力，大大缩小了小说所能描述的“个人悲伤”的含义。显然，虽常被同学嘲笑，不断遭遇打击，但在这条“进城”的道路上，小说里的涂自强并不悲伤，而是不卑不亢地奋斗着，相信只要努力就有希望。这正是作者着力强调的优秀品质。小说也因此更愿意指出，涂自强总是怀着新奇和希望相交织的苦涩心情去面对各类挫折。当涂自强喜欢的女生因“傍大款”离他而去的时候，他有些伤感，但伤感很快就被电脑和QQ群冲淡了，毕竟它们开启的世界要大得多。当涂自强因为不会用宾馆里的淋浴器，被同学们嘲笑的时候，他想的却是：只要知道了，我就会了。在这里，城市生活以及构成这一生活的各类器物，既是个人悲伤的来源，也是让涂自强升起新的希望和憧憬的媒介。正是这些新鲜的刺激，以及由这些器物所允诺的美好生活，让涂自强在这条“进城”的道路上坚持前行。然而，仅是悲伤和新奇的交织，还不足以构成“个人悲伤”的新颖性。对这个城市总是拥有无穷诱惑力的时代而言，真正需要说明的恰恰是，城市貌似广阔的无限可能与其高度等级化的结构所导致的各种排斥、以及由此感到的无法进入的悲伤之间的巨大张力。当小说并未聚焦于这一张力，而是通过情节设置一味突出“个人悲伤”之时，以下的疑问也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因父亲的死而失去考研的机会，没有因公司老板的突然“失踪”而失去奖金，也没有因“晚期肺癌”而失去继续奋斗的权利，如果没有作者刻意安排的命途多舛，我们还能从这一命运中读出涂自强的悲伤吗？如果涂自强始终在城市生活带来的新奇和屈辱、刺激和窘迫之间辗转，并最终安顿下来，娶妻生子，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我们还会为此感到悲伤吗？而在这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是“涂自强”，但绝大多数的“涂自强”又在奋力进城的过程中这样那样地存活了下来，那么让他或她依旧感到悲伤，从而和涂自强产生强烈共鸣的究竟是什么？

   不难发现，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不断累积起来的悲伤，正是这样一种既因“进入城市”的奋斗而倍感屈辱，却仍然以此为目标继续存活下去的悲伤。这是一种虽不必然涉及生死，却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悲伤。小说对彻底性的刻意追求——一个良好青年的最终失败，其实际效果是放弃了对这类更为深广的“个人悲伤”的描述，放弃了对在此过程中更为曲折的欲望与尊严以及由此产生的绝望感的讨论，转而聚焦于其中极为特殊的一种，奋斗失败的悲伤。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小说恐怕不会引起多少反响，因为这样的描述已经太多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另一个新颖之处在于，它努力将对个体悲伤的认识，转化为对社会的集体悲伤的指认。不过，问题在于，如果此时“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只是奋斗无法成功的悲伤，而非那些在城市化过程中奋力生存下来的大多数人正经历着的悲伤的话，那么这一转化就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需要说明，这样一种个人的悲伤，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转化为社会的集体悲伤？

   乍看之下，促成这一转化的是格外朴素的逻辑：一个认真奋斗的青年，理应得到良好的结局；如果不能，那一定是社会出了大问题，是社会的悲伤。不过，社会从来不是个体间的简单叠加，“奋斗”和“良好的结局”只在具体的社会过程中才有其明确不移的定义。文学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质询，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展开。比如，对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而言，“奋斗”依靠的是勤奋和个人能力，是劳动时间的有效投入和积极产出，“良好的结局”则是按照既定标准的个人成功。而对那些质疑或否认新自由主义的人来说，奋斗的目标便不可能只是个人或小家庭的安逸，而须讲求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良好的结局也和“进入城市”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是追求社会整体的共同进步。如果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中国青年的共同经验——依据个人能力在城市中的奋斗无望——的话，那么这一共同经验恰恰意味着，由新自由主义所设定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常态”的个人与社会的认知模式，以及与之相互配套的由城市化进程限定的个人怀抱理想的方式，已经无法顺利运转。在这样的时刻，个人悲伤向社会悲伤的转化，需要同时完成两个任务。其一，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对个体的界定，摆脱既有的城市化思路的制约，重新定义“奋斗”和“良好的结局”的意义。其二，在此基础上，重新设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方式；在这一设想中，城市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占据何种位置，都需要重新定位。因为在此背后持续制造着社会不公、催生各色悲伤的，恰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高度等级化了的城市结构。文学对社会悲伤的指认，也许无法完成上述任务，但就此方向展开的努力，却是帮助人们真正理解这一悲伤的必不可少的步骤。

   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小说对转化的处理，还是人们对转化的普遍接受，并未据此行事。相反，将社会视为每一个个体的机械叠加，认为个人的悲伤必然叠加为社会的悲伤，这种由新自由主义所规范的对个人和社会的认知方式，依旧支配着描述和指认集体悲伤的企图。由“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向社会悲伤的转化，也因此变得格外平顺，无需思索。至此，围绕小说的书写和阅读而展开的对社会的指控，生动地表现为，虽意在抗议社会对青年的不公，却始终牢牢依附在主导着当前城市进程和青年梦想的发展逻辑之上，没有片刻的偏离。这似乎意味着，当社会矛盾的积累促人重新思考和描述现有经验之时，企图批判现实的文学和普通读者一样，无力免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在既有的以城市和个人为主导的发展逻辑之下，设置问题，寻找出路。而读者在阅读中遭遇的困惑，则将这一困境揭示得更为生动和具体。比如，一位读者显然把握到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含混之处，他说涂自强让他想到了“李国强”；这是当年一首歌的名字，也是一个被批判的庸俗、安逸青年形象，“但这难道不是涂自强所渴望吗？”[8]而另一位网友则写道：“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看完之后觉得：如此悲伤！但是也不禁质疑方方了，为什么要写这么悲伤？感觉是在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就算像涂自强一般努力也改变不了什么？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悲伤！是在抨击社会不公还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努力了，什么人走什么路。前世早已安排后，我们都是有原罪的人，今生就该安分守己？” [9]

  无论是被消费擒获的安逸的都市青年形象，还是就此放弃奋斗的消极态度，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在既定的个人与城市关系的延长线上的必然反应。那么，新的思考的线索，可能在这一极为有限的延长线上出现吗？
 

   
   毫无疑问，一个时代中人们感到的普遍悲伤，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文学如何呈现和思考这一悲伤，则标定了社会对现实经验的思考能力。这是因为，将什么判定为悲剧，从中感受悲伤，总是受制于这一时代中人们对必然与偶然、特殊与普遍、个人与社会等基本关系的看法，以及由这一系列看法构造而成的感知结构。[1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呈现的一整套理解“悲伤”之法，为我们把握社会整体的情感结构，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首先，什么是这个时代人们所理解的必然？不同于上世纪80、90年代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一种悲观和失望的情绪已经笼罩了青年。无论在读者看来，小说的情节是否刻意，今天的青年人在城市中的个人奋斗，总归是走投无路，这个状况已“实属必然”。这一必然性，构成了同一时代中人们共同体验悲伤的基础。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在这一对必然性的认识中，包含着怎样的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理解？ 显然，在这里，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理解，集中表现在对涂自强个人失败的彻底追求之中：似乎只有将个人的失败贯彻到底，才能实现向社会悲伤转化，也才有可能谴责社会。不过，问题恰恰在于，对这一彻底性的强烈需要，究竟呈现了何种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实际理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个人奋斗应该有所回报”的逻辑已经深入人心。它不仅被后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城市经验所印证，也由此被装扮为“真理”，以至于人们常常忘记了，它终究不过是从一段短暂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的特殊甚至于片面的经验，是在新自由主义预设的一整套“国家”、“市场”、“城市”和“发展”的关系中方能通行无阻的理解。在这一逻辑中，“个人”被动地接受现有的社会规定，在将城市生活确立为目标之后，负责努力奋斗；“社会”则根据所谓的个人能力，负责分配相应的回报。“个人奋斗”和“社会公正”，也由此相互支撑，形成了这个时代中理解个人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配套的关键词。如此一来，只要不打算从根本上质疑现有的城市结构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构造方式，那么想要证明它的不合理性，便只能将这一奋斗和回报的逻辑推向极端。于是，令人悲伤的首先是有奋斗而无回报的不合理，其次才是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满。而这一不满，针对的也只是这一关系展开的实际结果，而非基本原则。

   这一墨守成规，也在人们为涂自强寻找的人物谱中显露无疑。在第一反应中，人们总是更乐于将涂自强与“进城”的失败者——高加林——视为同类，而忽略其与《创业史》“题叙”中那个终于认识到“单靠个人，发家无望”的梁生宝的相似性。其实，单就个人奋斗终归失败这一点而言，涂自强、高加林和梁生宝的最初遭遇并无多大的差异。区别只在于，前两者都与努力进城相关，后者则是在农村单打独斗。这一归类方式，恰恰意味着，对当代的感觉结构而言，进入城市，是比个人奋斗更要紧的感知前提。个人奋斗只有在“进城”这一前提下才被承认，失败的悲伤也由此获得共鸣。

   有意思的是，对柳青和路遥来说，城市既不是感知悲伤的前提，也非评判个人奋斗的基本框架。柳青通过“题叙”传达的恰恰是，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个人奋斗和与之相配套的旧的社会制度，都是死路一条。对梁生宝而言，正是失败的个人奋斗的经验，构成了他此后深刻理解集体劳动、积极参与公家事的基石。而路遥在他的小说中，也从未肯定过“个人奋斗”的高加林，更不在这一意义上理解他的悲剧。相反，他企图更为沉着地评价其人生的起伏：

   如果社会各方面的肌体是健康的，无疑会正确地引导这样的青年认识整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前途的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对于类似社会问题的解决。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毫不顾忌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有时，还是处于个人目的，他们又一下子把这些人推到生活的顺风船上。转眼时来运转，使得这些人在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自己顺利得有点茫然。[11]

   在这里，差异是格外鲜明的。那就是，进入城市本身从未构成理解或评判“高加林”的依据；“国家”或“社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个人际遇的书写之中，以便判定“个人悲伤”的位置和意义，赋予其必然性，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相比之下，在当前这轮对必然性的理解中，尽管国家和社会从未真正在场，偶然的个人命运却仍被顺利地认定为必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国这样的社会而言，个人与普遍性之间的关联总是极为“自然”，即主人公的命运总是被视为国家或社会正在经历的历史的隐喻。[12]这不能不说是第三世界的人们在创作和理解文学时的基本特点。在这一特点的作用下，将涂自强的遭遇理解为某种必然，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难度。然而，另一方面，已经习惯于如此联系的人们恰恰忽略了，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国家的位置已经被城市彻底替代，城市成了这一不假思索的必然性的唯一支撑。也正因为如此，城市在小说中的面目，势必格外抽象。它无法作为某个人们生活着的因而拥有自身历史特点的具体城市被描述，而只能作为那一个格外空洞的有待进入的等级结构出场。与此同时，“社会”的形象更是彻底分裂。它忽而由一个又一个的好人叠加而成，比如涂自强一路上遇到的那些善良友爱的人们，忽而又成了小说所欲指控的“个人悲伤”的始作俑者。显然，这一抽象而分裂的“社会”想象，正是和无需历史的抽象的“个人”配套出现的。只有如此，社会利益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个人利益也才成为社会利益的缩略形式。此种对必然性的理解，无疑再次确证了当前感觉结构对城市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把握方式。即便是企图介入社会问题的写作和阅读，也无法真正摆脱这一结构的限制。

   最后，死亡在这一感觉结构中的功能也由此确定。显然，并非一切死亡都让人感到悲伤。它的意义，总是附着于每个时代人们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对涂自强所经历的那些死亡，人们的反应并不一致。即便是作者自己，对这一死亡的必然性，也没有太多的把握。在一次事后的访谈中，针对读者认为“涂自强的短命很是悲观”的看法，方方表示：“即使涂自强没有死，他活到三十岁，还是会看淡一切，变得很‘油’，走向另一个人生轨迹。”[13]这说明，在当前的感觉结构中，死亡并不意味着对必然性的认识，而是发挥着双重的功能。第一层功能，是死亡剥夺了涂自强继续奋斗的权利，人们为此感到悲伤。此处的重点，不在于生命的逝去，而是对丧失奋斗权利的哀悼。而另一层功能则在于“死亡”使人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免于“继续活着，仍须被动地奋斗，这样的人生是否悲伤”这一类实际上更为严峻和现实的追问。此时的死亡，成为有效逃避更为广泛的也更难以治愈的悲伤的手段。显然，在这一感觉结构之中，死亡无法构成对现有的社会秩序的质疑和挑战。逃避现实的死亡是可以接受的，而被剥夺了奋斗权利的死亡，则是令人哀伤甚至愤懑的。经由死亡，人们并未重新发现生命的价值，反而再次确认了现有的社会秩序。

   到了这一步，我们或许也就明白了，在个人的经验和情绪被积极治理的时代，作为艺术的文学，其新颖性已经无法建立在对现有的社会经验的捕捉之上。相反，文学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把握既有的感觉结构咀嚼和体会这一社会经验的方式，通过积极的描述将其对象化，使人们意识到自己和既有的感觉结构之间的微妙距离，才是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大半个世纪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批评文化工业时，认为其所制造的无穷无尽的“快乐”，不仅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尊严，反而使快乐彻底贬值了。[14]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工业，已经组装出了一套既不断制造悲伤又令悲伤持续贬值的新机制。如果说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时代，控制文化工业、令快乐持续贬值的只是垄断经济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伴随着互联网和全球文化工业的发达，几乎人人都参与在这一既持续不断地生产着社会性悲伤又不断令其贬值的机制之中。

   这一机制，既体现在对“屌丝”的命名以及不断利用该命名的商业模式之中，也表现在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代表的文学写作和评价模式之中。显然，在这一条通向城市的无尽道路上，社会地位的对比、商品的标示、上升速度的快慢，正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青年们的悲伤。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悲伤的方式要比生产“快乐”曲折得多。因为此类个人悲伤并不由“不能得到”直接产生，而往往是在人们将“不能得到是一种不幸”确认为现实，进而对这一既定现实展开理解、改造和误认的过程中，曲折地生产出来。正如涂自强的命运所演绎的那样，不能进入城市生活尽管是一种不幸，但真正令人悲伤、引发无限共鸣的是，当他将这一点作为既定的现实接受下来，为改变它而不懈努力之后，仍然一无所获。在这里，新的悲伤机制的作用恰恰在于，在积极确认此类悲伤的同时，貌似客观地指出：无论悲伤如何曲折地产生，都无可避免地和现实条件或物质匮乏相关——表现在涂自强的身上便是出生农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可言，从而夯实了“不能得到是一种不幸”这一对现实的认识。在这一认定中，悲伤被合理化了，却也由此变得无害。人们越是接受这样的悲伤，就越是相信必须走上这条通向城市的道路，以至于城市之外，别无他物。而越是走在这条道路之上，越是加速卷入这一悲伤机制，就越需要通过新自由主义所规范的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展开想象性的自我解释。“社会的悲伤”也就此登场。只是，由此出现的“社会的悲伤”，并不聚集任何悲伤本应具有的反抗力量，而是象征性地处理由上述机制所确立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提供宣泄的名号。这意味着，尽管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而言，悲伤都是严肃并可能带来行动力的现实经验，但想要突破眼前的这一套悲伤机制，不管是躲闪在个人悲伤之中，还是愤愤于象征性的社会悲伤，都于事无补。所有这些，只是在炫耀感受悲伤的自由，却忘记了这一悲伤被描述和理解的方式，早已被社会既有的感觉结构所限定。

   对企图展开思考和介入社会的文学而言，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如何重新理解人们普遍感受到的悲伤，对它展开严肃的有原则且毫不妥协的描述，以便为创造现实打下基础？在《漫长的革命》中，雷蒙Ÿ威廉斯郑重提出了“原则”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一旦离开了对社会理应坚守的原则的坚信与思考，任何战斗或争论都将沦为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徒然让人们增加彼此的敌对心理，且在斗争的过程中接受经济犬儒主义而毫无自觉。[15]参照这一意见，我们可以说，尽管严肃而有尊严的悲伤，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生活，因为它们常常是由越来越模糊不清但绝不可能彻底清除的对基本原则的感受引发而来。但在上述的社会悲伤的贬值机制中，引发悲伤的原则性根源被巧妙地遮掩起来，变得似是而非，“古老而宝贵的原则”也由此面临进一步的消失殆尽。至此，重新确认乃至伸张人们体会悲伤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就成为批判现实的文学理应承担的任务。其中，首先需要讨论的一条就是，城市本身是否构成完整自足的社会原则？如果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使得城市被视为决定性的因素，不仅左右着绝大多数青年的命运，而且掌控着全社会喜怒哀乐的基本方向？显然，面对由此产生和被误认的悲伤，作家所要悲悯的，从来不是被笼罩在城市结构之中的“个人悲伤”，也不是作为其倒影的“社会悲伤”，而是当人们被塞入固有的城市结构之中，既不能坚持原则，正面主张生活的尊严，又不能完全根除原则，彻底放弃尊严之时出现的自我理解的难度。

   最后，回到当代青年所感到的普遍的“个人悲伤”。《人民日报》的评论并没有说错，理想的匮乏导致了悲伤的泛滥。但它的错误在于，深陷在当前既定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将青年人理想的重新确立，视为一己私事。而上述对社会感觉结构的分析，则意味着，之前充斥着乐观情绪的个人确立理想的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不断积蓄的社会的有尊严的悲伤所能确立的新的理想，既不可能局限于城市道路，也不可能只是关乎“个人”的伸张。然而，正是这样的社会悲伤，将为这个时代规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