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圣弗朗西斯泽维大学（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发展学研究和成人教育学院教授乔纳森·兰登（Jonathan Langdon）结合已有的发展学研究，以教育学为突破口，主张推翻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发展学的主导影响，重新审视发展学研究的教学理念和实践。作为一名北美的教育工作者，Jonathan认为“去殖民化”的实践需要摈弃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发展进程，构建另一种平等化的教学体系，尊重多方意见，这样才能最终促进物质层面和话语层面的社会发展或社会变革。
社会发展学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的？
Jonathan首先通过三个层面来阐述去殖民化理论的传统框架，证明发展学从一开始就受制于殖民主义，并提出”发展”不单是物质需求，也是知识和权力的改革需求。
一，简介去殖民化理论。去殖民化理论认为，去殖民化的实现需要集合每一个人的努力。即使在种族、性别、性取向、阶级或者权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也可以实现共同进步。也就是说，去殖民化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群体在帮助另一个群体。昆士兰本土左翼（Queensland Aboriginal activist collective）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想来帮助我，那么你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但如果你是为了自我解放，那么让我们携手共进。所以，去殖民化理论的关键在于实现共同解放（mutual liberation）。从教育学角度来看，去殖民化的目的在于呼吁老师和学生共同反思知识的起源和发展（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下，知识是如何被规范化和商品化的），以期共同解放思维。
二，对去殖民化理论的批判。1949年，发展不充分（underdevelopment）这一概念在二战后的美国霸权研究文章中被首次提出。大量批判性研究认为当时的去殖民化理论并没有摆脱西方，反而致力于效仿西方。虽然发展这一逻辑体系被普遍认为包含去殖民化概念，但事实上和去殖民化关系不大，且从某种程度上维系了殖民主义的关系网络。当时的发展学研究是通过欧洲中心主义这面透镜来分析社会变革的，完全与殖民主义站在同一阵营。
Jonathan分析了“物质层面”和“话语层面”两方面，并指出一部分学者批判新殖民主义下知识和权力的扭曲关系，而另一部分学者批判殖民主义话语强制性地支配和主导社会发展。例如，当时一些非政府组织表面上促进了本土的社会变革，但实质上巩固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霸权主义。从教育学角度来看，教育工作者应该构建新的教学体系来帮助学生认清这种新殖民霸权主义。
三，“去殖民化”发展学研究的相关实例。贝尔·胡克思（bell hooks）认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迫使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话语权的问题（谁说？谁听？为什么？）。Sylvester和Kapoor的两篇实例研究恰好回答了上述对话语权的提问。前者分析了后殖民主义和发展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后者进一步阐明了去殖民化对发展学的贡献，并指出聆听并受益于他人是建立在反学习（unlearning）和高度反身性（hyper-reflexivity）的基础上的。这两篇实例研究也暗示了被认为是次要的和被边缘化的话语权更值得重点研究。同时，贝尔·胡克思认为压制者和受压制者都是被压迫的主体。真正的施压者是整个话语体系。从教育学角度来看，压制者是老师，受压制者是学生，而话语由整个教育体系的理念和规范构建。
从上述西方发展学历史看来，一方面，发展学从一开始就受制于欧洲殖民主义，无法为各方意见提供平等的发言权，特别是针对曾被欧洲殖民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去殖民化的关键在于重视第三世界（或受压制者）的本质和差异，并为其创造足够的空间发表言论、发挥影响。发展学不是西方欧洲学（Western European Studies），却坚持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信念来审视一切变化，并且拒绝与其他认识和观念相调和。一些后发展学学者认为，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教化使得除欧洲外的其他话语权（例如曾被殖民地区的发言权）被传统发展学拒之门外。
排雷：如何用不那么殖民的方式讲社会发展？
那么，“去殖民化”教育学的重要性就不容小觑了。
奇怪的是，作为最典型的跨领域学科，发展学鲜少涉及到教育学内容。Jonathan针对这一现状，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介绍了“去殖民化”教育学在教学实践中的反馈和效果。他再三强调，我们要反思课程内容，更要反思课堂本身是如何构建而成的。学生、老师、学校、甚至教学体制都是教育学应该考虑到的范畴。
就如何实现“去殖民化”课程的教学实践，Jonathan从三个方面对自己的教学安排进行了介绍：
一，关于什么是发展。“去殖民化”课程的教学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引入“发展”这一话题。在研究生课程介绍中，Jonathan选择对比早期发展史（例如，一个曾在美洲新西班牙殖民地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僧侣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故事（例如欧肯纳根的故事叙述者Harry Robinson）中的不同人物。从故事中，学生很容易意识到，其实欧洲人和原住民从一开始就是相互联系的，只是前者选择遗忘这一事实。而在本科课程介绍中，Jonathan选择北美原住民小说家金恩（Thomas King）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或者Wright质疑“白人上帝”的故事，作为“去殖民化”话题的引入；再结合上述提到的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故事初步介绍“发展”的起源。
二，关于为什么经济学在发展学领域拥有绝对权威性。“去殖民化”课程的教学需要进一步解释经济学在发展进步视角下的绝对权威性。Jonathan用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对比案例。他把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著名黑人废奴领袖埃奎亚诺（Oluadah Equiano）对比起来，探究埃奎亚诺是如何实际运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阐述工资劳动的效率远远大于奴隶劳动。而大多数学生会开始琢磨为什么从未听说埃奎亚诺这个有趣的故事，却从小学开始就反复听到亚当·斯密的名字。学生也从中认识到经济模式的构建者和被经济体系影响的其他人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发展进步。另外，Jonathan希望用这种差异化对比去鼓励学生同等对待专家的话语权价值和其他人（被影响人群）的话语权价值。
三，关于如何确立发展计划？“去殖民化”课程的教学想要确立发展计划，就要从个人做起。其关键在于坚守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摒弃传统西方框架下的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Jonathan提到这部分的课程会着重研究杜鲁门呼吁“去殖民化”的演讲。
另外，Jonathan认为反思性学习（reflective learning）的关键就在于有力地结合课堂内的学习和课堂外的学习。课堂内的学习需要依靠“去殖民化”课程的教学实践来实现；而课堂外的学习指的是从实践经验中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这也是“去殖民化”教学理念的重要特色之一。而共同解放的实现不仅仅要依靠教学实践的力量，还要借助整个大学教育体系的支持和包容。
综上所述，发展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学生形成“去殖民化”思维，摆脱殖民主义的在物质层面和话语层面的双重禁锢，而且有助于开拓出一种更为复杂有效的方法去理解和解释社会变革和其他发展。
最后，去殖民化这一呼吁也提醒教育工作者反思并摈弃自身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创建一套可以动摇学生固有成见（即以欧洲为中心的理念和规范）的教学体系。因为只有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才能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所维护的、建立在殖民主义关系网络下的不公平社会体系，最终实现共同解放。
参考文献
Jonathan Langdon. 2013. Decolonising Development Studies: Reflections on Critical Pedagogies in Ac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4, No. 3, 384-399,
作者苏麓懿是 NGOCN 同文馆成员，如需转载，请保留此声明及原文链接，并完整转载，注明：本文转自“NGOCN（NGO发展交流网）”微信公号（NGOCN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