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美学回归个人主义街道

中世纪城市是由封闭的“盒子”街区组成的，随着商业资本的兴起，街区被从沿街立面或广场打开，而后资本主义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拥有帝国传统的法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巴黎“一家独大”的局面。从1798年大革命的开始，直到1852年，法国才进入了19年的稳定时期。巴黎被彻底改造，出现了标准的住房布局和街道设施，城市中配置大量大面积公共开放空间、长距离轴线。普法战争后，法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金融资本扩张迅速，垄断组织迅速发展，金融资本高度集中，但意外的是，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成为了法国第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共和政权，并赢得法国本土市民对共和政体的支持。法国就此形成了一种宏观与微观背道而驰却并行不悖的发展方式。

20世纪30~60年代是“光辉城市”的天下，“普适性”成为了城市唯一的答案，建筑师和规划师与决策者同时膨胀。人民需要决策者提供必要的城市基础设施以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建筑师和艺术家则需要决策者使自己可以不需要考虑生计地从事创作并得到赏识。这时城市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便于管理，因此，社会是效率化的战后建设，目的是生存需要；经济是目标导向的，目的是“复兴”；公共服务系统的目的是“公平”和“整体”。建筑师感觉自己“代表了人民”，社区的草根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成为建筑师风格符号的注释。二战后短短十年间，巴黎在近郊区建造了占地一万公顷的住宅区，几乎和市区面积相等，但因为建造仓促，设备简陋，居住条件较差。1958年，由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政治上的软弱和不作为，戴高乐强势回归，试图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法国的经济，完成帝国的复兴。人们宣称巴黎将被铲平，界面连续的街道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塔楼和板楼。但1965年之后，激情逐渐退去，人们渐渐意识到，这条道路可能行不通。现代主义最初的目的是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用统计数据制造出更合理的居住密度，但以牺牲街道生活空间的方式换来阳光和绿地，却偏离了最初的轨道。

现代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遭遇到了普遍危机，个人主义与压抑机制相互对抗的动机源于人们对各种“被安排的生活”的反感，“五月风暴”迅速席卷法国的动力不是夺取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是考虑生存的意义。“光辉城市”摧毁了旧大陆居民习惯已久的道路以及道路公共空间承载的社交性，于是，建筑师和规划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历史，试图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打破僵化体系的可能性。“勒·柯布西耶只看到了街道的弊端，还把这种象征形式设计变成一种单纯的技术思维。所有混合的功能，混杂的技术，都是违背效率的。”包赞巴克指出，“光辉城市”是一次定型的公共住房服务系统，不存在“邻里”和“社区”的概念，与“熟人社会”相反，是纯粹的“陌生人社会”，人们是这一架构中的原子，彼此孤立。这不是城市的本质，只是暂时性的“落脚城市”，吸引“外地人”进城，保持城市的发展速度，是为了原有城市的运转效率而出现的。“光辉城市”的公平，是对“陌生人”的公平，而非对“市民”的公平，它与封建社会的“封闭街区”，都是促进阶级分化的基础，也是代表阶级定型的产物。包赞巴克认为，街道才是城市的本质，只有街道，才没有偏见地向着所有人打开的空间，而街道上一个个的地址，定义了市民作为一个个的个体在城市中的公共属性。

“回归琐碎”是包赞巴克对城市设计的理解。回归社会的复杂性，回到实际情况，而不再是理性思维和技术思维将城市按不同的功能领域进行切分，并试图为每一个问题找到普适性的答案。单一的审美和平均的分配不是真正意义上个体之间的公平。他在1979年建成的巴黎欧风路209户住宅设计中首次使用了开放式街坊的设计手法，创造了一种新的街道与街坊邻里的组合形式。安腾忠雄曾评价欧风路的集合住宅“将巴黎典型的街道、小广场等形象融入建筑之间，不过这种空间之所以富于变化，主要还是因为家家户户各自的空间走向、位置皆不相同，十八种形态的住宅中又根据不同楼层的位置、方向、视野，规划出一百种选择……即使在同一个住宅楼中，随着住所不同，在眼前展开的亦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
 

Q & A

Q 金融危机过后，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人们的思想趋于保守，不同族裔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隔阂就此产生，极端势力亦慢慢抬头。金融危机的产生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建筑师和规划师如何做才能鼓励人们的交流，减少彼此的隔阂？

A 哪怕有金融危机出现，城市也不是暂时的现象。大城市经历过很多次危机，也都延续下来，城市的存在是长期、持久的过程，而金融危机不是决断性的，只是时代转换的标志。人们对新生活和生活质量的追求是不间断的，我们还是会追求贫富差距的缩小，生活质量变得更加均衡。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城市可能减少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激动人心的变化也更少发生，政府的投入会更保守一些，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不会变的。同时，经济危机也阻止了城市的无限扩张，阻止了大城市增长对能源的浪费。这时我们将更加注重中小城市，采用更经济环保的发展模式。

对于大城市中心来说，街道是规划者解决城市分化问题的最大的工具。城市街道是提供给所有人的，它提供给了所有人一个唯一的地址——这在欧洲是很重要的，人们在公共场合得到了一个自己的属性。60年前的现代主义运动其实是阻止这种街道观念的。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表面上提供了更多的绿地和阳光，却把居民束缚在体量极大的住宅楼中，不让非居民穿越，这是对社会分化的鼓励。我的理念是让街道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人们可以灵活地、无限制地穿越住宅区，这样城市就有了“市民”的概念，是公民的所有权，是“共和的公共空间”这一概念的基础。

“开放街区”用空间和时间将街道打散，使之出现更多的立面，这样公共性得以渗透。过去的街区是向内开放的，当代街区是向外开放的，我们利用偶然性使得这两种空间产生一种平衡，同时顾及私密性和交流性需求。街区可以适应不同的功能，办公、居住、商业可以更好地融合，产生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Q 中国传统商业空间是沿街道布置的，后来出现了“拉斯维加斯式”的综合体，现在随着电商的发展，实体店渐渐转向展示功能，街道成为展示性空间。人们的生活习惯被生产方式改变，如果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话，街道设计能够改变的是什么？

A 法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小的商铺被大型购物中心和电商吞噬，但我们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是时代的变化。在法国，市民偶尔会享受大型商业中心带来的购物上的便利，但并不愿意永远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生存。建筑师和规划师能做的是鼓励市民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的管理者协商，尽量保留居住区周边便利的商业配套服务设施，保持现有的生活质量。市民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建筑师在设计的过程中要尽量与开发商协商，使商业空间能够尽可能地被打开。

Q 是否可以这样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应该由小型开发商零散地、小尺度地改变着城市风貌，以不破坏城市现有社区生活为前提？

A 这是“开放街区”的原则之一。巴黎左岸的城市设计（Massena-Grands Moulins District）就是将街区打散，让小型开发商得以介入，让不同的建筑师按照他们的风格做小尺度的设计。从街区（îlot）到地块（base socle），尺度变得更小，城市更新的时间将拉得更长。巴黎左岸城市项目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随着街区的演变，这片地区慢慢地成熟。这是“开放街区”的一个特点。我们在布鲁塞尔也做了同样的工作（la Rue de la Loi），是老街区的置换，我们在项目中有不同的时间节点，慢慢将破旧的街区变得现代化。

Q 社交网络的兴起，“宅”文化的出现使得城市空间的使用方式产生了哪些变化？城市设计和规划策略将随之有哪些调整？

A 欧洲确实也有这样的问题。无论贫富，虚拟空间在经济效益等各方面的便利使得实体城市的建设和“距离”在空间上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困难。是的，因为网络工作的便利，决策者可以把穷人划分到距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让他们来一趟市中心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不影响到他们生产效益。但这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上的开销来说是一种浪费。现在政府不愿意承担这种投资，对于欧洲并不富裕的政府来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更新已经越来越缓慢了，比如花更多的时间建设桥梁、地铁等交通设施。在一二百年前法国政府即有准备去设计更流畅的实体空间，但现在因为网络问题，大家对实体距离和行动的效率的要求不那么紧迫了，于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慢了下来。

所以城市的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差，政府的公共投入也变得越来越少，人与人接触的公共空间也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低。这是很危险的。虽然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21世纪的公民，但我们不光生活在网络时代，需要虚拟空间的交流；我们也是工业时代的人，需要火车、汽车等交通设施在实体空间中移动；我们也是原始人，有行走、接触、社交的需求—人的需求是叠加的，而不是进入到新时代就自动把之前的需求一笔勾销。所以实体公共空间是无论贫富的人，在何种时代生活的人的基本需要。失去了实体公共空间，人的满足感就会非常低，相当于失去了人的属性。我们还要更好地设计适合人的尺度的实体空间—这是城市工作者永远不会改变的目标。这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唯一的解决方式是政府官员、规划师、建筑师和当地居民一起意识到问题的危险性，从而坐在一起协商，用更多的资金来改善生活的环境。

（感谢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建筑事务所项目负责人王宁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