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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香港时态——谈《胭脂扣》
作者： 来源：《非常罪非常美》 发布时间：2015-01-10 01:08:44 阅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意识也正是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它悬置在历史和文化中，悬置在历史传统与当下经验中，携带着破碎的历史经验在两极或多极文化之间摇摆不定。香港在历史文化身份上的悬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焦虑，正是《胭脂扣》所包含的内在阴影。所以，这个故事与其说是“创造出了香港意识的50年历史”，倒不如说是把香港意识推入了历史和文化际遇的危机里。
一
1999年春天，东京大学的藤井教授在香港作了精彩的关于香港文学的系列讲座。谈到李碧华的《胭脂扣》时，他说“这部小说并非重演‘传统的爱情故事’，香港意识的创造这个‘变奏’方是主题。50年前的爱情悲剧作为香港意识的延长被重新记忆，正与80年代联系起来。小说《胭脂扣》让80年代的读者记忆30年代的香港，借此创造出香港意识的50年历史”。借用藤井教授的思路，我们可以这么说：时间是《胭脂扣》的真正背景，或者，时间是《胭脂扣》的真正线索和主题，如花在阴间等了50多年。如花和十二少约好的来生暗号是3877（他们寻死那天，是3月8日晚上7时7分)，如花和十二少殉情时是30年代，如花来寻十二少时已是80年代，此外，书中还多次出现了1997，藤井教授用“香港意识”的变化来解读《胭脂扣》无疑有独到之处，这使一个通俗爱情故事的叙述维度变得别具张力。不过，值得追问的是，在小说和电影的《胭脂扣》里，藤井先生所说的“香港意识的50年历史”是不是真的被“创造”出来了？在《胭脂扣》里交织的多重时态是不是帮助电影创造了“香港意识的50年历史”？
从表面上看，《胭脂扣》是个“倩女幽魂”式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它是对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戏仿，但是，如花和十二少的悲欢际遇虽然构成了故事的叙述主线，可从小说的发展看，却是越来越虚幻化。这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胭脂扣》里显得尤其如此。影片开始采用的是完全写实的手法，径直大段叙写如花和十二少的初识和定情。正当故事似乎渐入佳境，即将迎来第一个叙述高潮时，却戛然而止，转入另一叙事线索。其后如花和十二少的故事便以闪回的方式予以补充交代，跳跃性的叙事省略了其间的许多细节，而单以一些散发着强烈的颓废气息的艳丽画面直接冲击观众的视觉，从而给这一故事增添了醉生梦死的色彩。到影片最后，十二少在电影片场的现身，不仅完成了对生死不渝的传统爱情故事模式的解构，而且实现了结构层面上的“正”、“反”、“合”。十二少从一个被叙述的准虚构人物落实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使这一叙述线索完成了由“实”到“虚”再到“实”的结构过程。但是影片特意把如花和十二少的相见安排在电影片场，事实上又暗示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最虚幻的人间现实——电影——中的一个片断，也即是说，整个故事的所有“实”指向的其实是更大的也是最终的“虚”。显然，在这个故事里，“鬼”敌不过“人”，消失了；而情爱亦敌不过对生命的贪恋，湮灭了。因此，在现代语境的剥离下，如花的故事根本无法接续现代的香港社会。虽然在身份指认的时候，她曾明晰地将自己确认为“香港人”。
故事中两条线索的互相牵引似乎也表明了“香港意识”的暧昧和危机。在如花燃烧的情爱的刺激下，平庸得不再飞翔的现代人的爱情也被抛入了审美领域，所以袁永定们的爱的故事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异。他们在帮助如花寻找恋人的同时，自身也开始寻找摆脱平庸爱情的理由和途径。但不同于如花痴痴迷迷的坚定心意，袁永定们的寻找已然相当茫然而困惑，他们的爱情不再像如花那样有古典爱情作依托，现代情爱显得难以定位，唯有借助如花所讲述的个人情爱史，将自己平庸的现实拽回到“他者”的历史中，相信两者是一以贯之的，相信如花的激情正是现代人所缺失的，袁永定们的寻找才能因此确定寻找的方向和内容，历史的叙述或记忆中的历史才借此异乎寻常地重要起来。然而这种回溯历史的寻找并没有改变袁永定们的爱情际遇。当容颜依旧的如花与50年后依然存活于世但肮脏落魄的十二少面面相对时，半个世纪的爱的传奇轰然崩溃。这不仅意味着如花50年来的苦苦等待到头来只是落花流水，而且还象征了袁永定们的全部努力最终仍是幻灭的结局——现代爱情根本无力超越平庸的性质，因为它早被历史和记忆架空。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如花唯美的爱情体验给了后人超脱的可能性和空间；相反，倒是袁永定们贫瘠的感情世界给予了梦幻或历史中的如花以真实的一击。现代香港因此成功地反讽了50年前的塘西情爱。
二
“胭脂扣”是李碧华的小说之“眼”。作为过去的爱情“信物”，80年代的情侣只是将之视为一种“文物”或“旧物”。而且，到了阳间的如花很快就发现，伴随了她半个世纪的信物早已失效。所以，50年前的信物所代表的“过去将来时”是永远无法抵达80代的“现在时”的，但同时，也正是这种“无法抵达”确保了爱情传奇的浪漫色彩。“胭脂扣”是一则情爱寓言，在30年代也是一个寓言，这个年代已不必接受历史的稽考，也因此，李碧华在描绘那个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塘西世界时，可以任意挥洒笔墨，写得流光溢彩而无须顾虑“真实性”。相形之下，对80年代的“现在时的香港”就写得世故低调，而袁永定女友那咋咋呼呼的口吻更是几乎败坏了整个故事。
其实，《胭脂扣》在结构运动上的“悬置”风格也为这个香港寓言作了诠释。故事中的两条叙事线索隔着半个世纪，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一为幻想的、历史的，一为日常的、现实的。而由两端向中间交叉点的不断趋近构成了小说的运动方式。当两条线索终于会合时，影片业已到了结尾。此时，来自两个端点的叙述力量达到了平衡，它们以相互之间的质疑和否定，共同造成了意义的“悬置”。如花的爱是不能为现代伦理观念所接受的，因此它只能被视为一种审美化的激情，其意义也仅在于它构成了对当代人平淡、稀薄的感情的批判；同样，当代人节制、平和因而理性十足的生活，显然不能因此而被认为是正当的、健全的，生命中没有疯狂的激情燃烧，也就没有了艳丽的颜色。所以，生命的意义总是并不在此，也不在彼，而总是处于两极的矛盾运动所造成的“悬置”之中，困惑和追寻也因此成了人类最基本的境遇。影片《胭脂扣》的最后一个细节特别传递了这个信息：在片场，导演要求扮演飞仙的演员既要演出女鬼的鬼气，又要演出女侠的侠气。这把演员搞糊涂了，她不知道该如何表演才能兼具鬼气和侠气。她永远都不能明白的是，其实无论她怎样演，她都只能是既非鬼亦非侠，而永远悬置在两者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意识也正是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它悬置在历史和文化中，悬置在历史传统与当下经验中，携带着破碎的历史经验在两极或多极文化之间摇摆不定。香港在历史文化身份上的悬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焦虑，正是《胭脂扣》所包含的内在阴影。所以，这个故事与其说是“创造出了香港意识的50年历史”，倒不如说是把香港意识推入了历史和文化际遇的危机里。
这种际遇，用藤井教授的思路，或许可以说是隐喻了“香港意识”的“变奏”。只是，从《胭脂扣》看，小说不仅无法令读者“记忆30年代的香港”，甚至可能使80年代的“香港意识”岌岌可危。在电影和小说中我们看到，伴随着“鬼”如花出现的，是一座想象中的香港城，那是海市蜃楼般的过去：艳丽、颓废，有鸦片有爱情有80年代所没有的一切；相形之下，袁永定们所寄身的现代香港却显得色泽苍白，世故无趣。从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作者的审美倾向是降落在如花的世界中的，而当下的香港则成了作者所嘲讽的对象。这样的场景设置无疑包含了作者的反历史倾向。但正如如花灿烂的爱情记忆敌不过十二少衰老的脸，作者的反历史倾向最终仍不得不消解于真实的现实面前。由此，作者在人物设计与场景设计中的曲折意图也浮现出来：或许，古典的爱情故事可以为现代香港人的平庸生活抹上一点亮色，注入一丝活力。换言之，在李碧华的笔下，无论是如花还是袁永定，都不是她理想中的香港人；记忆中海市蜃楼般的塘西世界和现实中苍白荒凉的香港城都不是她心目中真正的香港。她的全部努力也只是在亦真亦幻中，形成历史与现实、古典与传统的相互对照。而正是在相互的理解、相互的妥协中，香港人、香港城和香港意识才有可能浮出地表。所以，所谓的“香港意识”从来都不可能是完成时态的东西，而只能以未来时态甚至虚拟的时态来保证它存在的可能性。
三
《胭脂扣》里交织的时态是多重的。首先是死去了的、代表过去的如花在阴间等不及了，回到阳间来找昔日情人。被谋杀的过去如今又回到现在来争一席之地，这自然让现在时间里的袁永定和他的女朋友饱受惊吓。而过去居然能如此凯旋般地入侵现在——如花“绮年玉貌”地站在袁永定的身边——无疑意味着潜意识中受到压抑和难以启齿的部分开始公开申明自己的存在权利。因此，如花所代表的过去时就成为对“现在时”的挑衅。现在的一切在她眼里不仅可笑、荒唐，还意味着对她过去生活的任意毁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电影《胭脂扣》是从“30年代的石塘咀”开始的，按照匈牙利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YvetteBiro)的说法，“在电影中时空的游动完全不受束缚，电影的初始形态就是观众那里的现在时”。由此，在电影一开始就渲染的塘西生活在观众的心理上就构成了“现在时”状态的生活，而如花和十二少的时代也就事先在观众那里取得了亲和力，这50年前的“过去岁月”因此在以后的叙事里便拥有了令人惬意的熟悉感，而真正“现在的80年代”的突然插入就变得是对电影“现在时的30年代”的闯入，两者立即构成了一种不和谐景观。所以，在观众那里，亲切可靠的是50年前的塘西，“历史现在”一旦接受“电影现在”的丈量，就变得生硬呆板。
不过，“现在的80年代”有它特殊的功能：它代表了平平淡淡的习俗、司空见惯的物事和毫无激情的人生，它烘云托月般地把“过去”变成了“现在”，所以，虽然过去的时光曾被现在推入历史，从来就不曾真正死去的过去终于还是如花似玉地回来了，把现在的和活到现在的十二少变成了陈旧不堪的现在。所以李碧华的《胭脂扣》也可以说是展现了现在和过去的角逐：过去不接受寂灭，反过来试图把现在谋杀来恢复自己的“现在性”。而影片的色彩无疑也暗示了这一点。现在显得惨淡，过去却热烈而声色俱美。不过，问题是过去为什么不满足于在历史里安静地躺下来呢？是怎样躁动的内因让如花放弃等待，不惜折减来世的寿命和命运来新大陆寻找呢？（“我这样一上来，来生便要减寿。现在还过了回去的期限，一切都超越了本分，因此，在转生之时，我可能投不到好人家。”)李碧华在这里，几乎是不用曲笔地影射了香港人面对即将来临的1997的复杂心态。
但另一方面，现代并不是只作为被鄙弃的时间出现的。现在本身是聚集大量信息的场所，既是意外和厄运的过道，也是各路访客相遇的中心。现在提供了种种机会让现代人和自由调情——现在在每个拐角处给现代人一个奇遇的可能性，在每家旧货店给人一个梦。因此袁永定和他的女友才有可能在古董店翻找到当年的报纸，了解如花和十二少未能双双赴死的真相，而且，还能通过现代的便利，最终找到十二少的下落。所以如花的重返阳世，也只有在现代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才是有结果的。偶然的相遇既让袁永定们获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8天，也让如花发现人间毫无留恋处。她最后越来越倦怠和失望的目光反映了“此地无所容身”的彻底幻灭感。
四
在小说和电影中，我们会发现，当现代变得越来越俗不可耐时，古董店则仿佛秘而不宣地以稍嫌猥琐的方式承担起了城市和现代的抒情功能。因为古董店轻易地集合了过去时态、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还包括各种虚拟时态，并且现代社会让它具有了一种奇特的过滤功能，它可以使平庸的物质变得神采奕奕，使籍籍无名的东西蒙岁月之恩而引人注目。因此，我们与现实的物质关系有一种变为文化关系的趋向。并且，沉淀下来的死过一次的时光和人可以在这儿伺机复苏，重回人间。此外，古董店就像杂食动物，它无所不吃的脾性让店面风格形同蒙太奇或镶拼法，可以以完全异质的结构来取代正常的时间逻辑和文化逻辑。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的时态就像是古董店里的时间：各个时态的钟表在这儿一齐运作，这是无比浪漫的现代多元时刻，也是极端空洞的虚无时刻。
在《胭脂扣》里，时间大致可以区分出两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如花在阳世的几天时间，它以正规的情节剧的脉络为依据，相继展现事件；而情节的推演始终与各种延宕性插曲形成对立。而这些插入性段落即构成了第二个主轴，它有意无意地独立于时间纬度，这在电影《胭脂扣》里显得尤其如此。每当影片进人插曲时，画面风格遂为之一变，一派浓艳的颓废情调，仿佛时间中只有“夜”这个维度。因此，在《胭脂扣》里，“存在性时间”总被“变化性时间”所置换，而一切在造型上能表现变化过程的东西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比如灯光的明暗对比，背景中的走廊和楼梯以及电车，它们总在小说和电影里被放大，而这两个时间主轴的汇合处无疑就是“古董店”。换言之，古董店就是一个贩卖时间的场所。《胭脂扣》里那个古董店老板说得很清楚：这些以前只要几毛钱的小报现在得要几百元一张了。而如果继续往下说的话，就是过去的东西在现在是昂贵的东西了，过去的感情在现在是稀有的感情了。所以《胭脂扣》的文化逻辑是：“现在”是一文不名的，但是“过去”必须到了“现在”，才能显出价值。也正是在这种文化逻辑里，过去和现在才能达成协议：如花在现世作短暂的停留，显示其罕有的价值。而活到现在的十二少则一钱不值地在片厂老去。不过，李碧华也恰是在故事的结尾表现了明显的力不从心：香港的时间将在哪个主轴上摆动呢？借来的时间快用完了，就像如花来到阳世一样，这时间是借自来世的；香港是如花般地回到阴间去，还是接受十二少所栖身的黯淡的现在时？李碧华在小说里用时间的开放性表达了强烈的焦虑感：过去是回不去了，现在时又是如此丑陋，剩下的就是一个虚拟态的将来。
五
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里写了一个叫“霓喜”的女人的故事。她出生在广东乡间，被卖到香港，但她无法将自己认同为香港人，不过，想起广东的乡下，她也是觉得梦魇一样。她的身份如此悬置了几十年，最终古怪地入了英国籍，但是从没有人把她当英国人看，她的身份意识依然是未完成的。霓喜身份的这种“杂糅性”和“被动性”在30年代的塘西妓女如花身上一样明显。
如花初到阳间（80年代的香港）的时候，她去袁永定工作的报馆登寻人启事。袁问她要“姓名、住址、电话和身份证”，她一样都没有，包括姓氏和“你们所使用的钱”。她说她要找的人是“十二少”，袁永定却失笑问道：“十二少是他的代号？如今仍有间谍？”而她所登的广告——“十二少：老地方等你”——里的“老地方”则早已如沧海桑田变了貌。如花立于风中，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在哪里？这真是石塘咀吗？”因此，过去时态里的如花对现在的袁永定而言，不是“大陆来的”，就是“一个女子，恃了几分姿色，莫不是吃了**，四处勾引男人，聊以自娱”，甚或是“吸取壮男血液以葆青春的艳鬼”，所以他后来哀求如花：“请你放过我。”从袁永定对如花身份的判断来看，我们可以推演出这样一个思维逻辑：大陆来的带烟花气息的女子是要吸取（香港）男人的青春血液的。而从如花的角度看，现代香港则全面毁坏了她艳名四播过的石塘咀。所以，袁永定这一句“请你放过我”，与其说是恳求女鬼如花，不如说是说给“历史”听的。它全面表达了现代香港的心声：我不要过去闯入我的生活，我害怕过去会吸取我（香港）的血。
但是过去的如花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催眠了现在的袁永定和他的女友，并且和他们形影相随。而且，最后的结局是，如花遗弃了和现在的唯一关联——信物“胭脂扣”，消失了。所以，这个故事用时态来讲述的话，就是“过去时态”竭尽所能地寻找“过去将来时态”，但是在“过去将来时态”即将抵达“现在”的时刻，“过去”顿时消失了。换言之，《胭脂扣》的“电影现在时”是无法和“事实现在时”真正融合的。“30年代的香港”也因此根本无法接续“80年代的香港”。如花可以把她的身份指认为“香港人”，但是她作为“鬼”的现实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也即是说，“鬼”事实上是无所谓“香港人”或“大陆人”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如花的“身份”就像“霓喜”的身份一样，是“未完成”的，也是永不可能完成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意识”也是如此，而或许香港的活力也正是包蕴在这种未完成的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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