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与文化领导权

学术前沿：有些西方学者提出，约瑟夫·奈将权力资源简单地二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不妥当。您觉得“不妥之处”在哪里？基于软实力产生的魅力是先验性的吗？

赵月枝：区分“硬实力”和“软实力”，并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有其理论分析价值和政策指导意义。毕竟，“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策。但是，正如我在《国家形象塑造与中国的软实力追求》一文中提到的，奈的概hhfg念是建立在“循环论证”基础上的。基于“软实力”产生的魅力不是先验性的。不是任何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都有天然的魅力；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也即“硬实力”的展示，也可能产生魅力和吸引力。

从“美国经验”来看，奈的分析也是片面的。这是因为，没有美国的军力和财力，就没有其“软实力”。例如，二战后，美国电影在西欧的影响，得益于战争硝烟未灭，美国的军用飞机就把好莱坞电影运到了欧洲做宣传，更得益于马歇尔计划。冷战期间，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形成过实实在在的挑战，否则，在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美，美国就不必对古巴进行封锁，更不必用颠覆手段推翻智利民选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政权了。冷战以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了美国“软实力”的核心，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期间，美国在世界上多少国家有军事力量，又大大小小打了多少战争。在这方面，美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旗手、《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早在1999年就说了句大实话。在《快的世界宣言》（Manifesto for a Fast World）一文中，弗里德曼道出了美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以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它背后那个“隐藏的拳头”的关系：没有F-15战斗机的制造者麦道，就没有麦当劳的繁荣；那只为硅谷技术创造了安全的世界市场的看不见的拳头叫作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他进一步引述美国一位外交政策史专家的话说，好的思想和技术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通过示范来推广和通过在战场上获胜来保护。

这里，还有必要回顾一下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世界地缘政治和美国国内政治语境。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通过“冷战”拖垮苏联，通过侵略、颠覆和有选择的经济支持分化和瓦解“不结盟运动”后，已在军事和经济上力不从心，而且面临与日益重新强大起来的德国和日本竞争的局面。面对部分美国精英关于美国即将衰落的悲观论调，奈认为，美国还有“软实力”资源可以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今天，中国知识界希望通过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的梦想。但是，如果因为这个梦想就有意无意遮蔽、进而抹杀美国的军事帝国主义性质和现实存在，那他们就真的把“软实力”概念变成了美国知识精英在中国投放的一枚“烟雾弹”了。在客观上，这等于为增强美国的“软实力”起到了奈和他的同事们恐怕自己都无意奢求的“自干五”或“美分党”作用。

这个概念在美国产生的时间和十多年后被中国进口、大力弘扬的时间差，以及此后的世界历史语境变迁本身，也导致了中国“软实力”话语对美国“软实力”的无意强化。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早已彻底暴露了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误区，斯诺登在揭底美国自由民主和人权话语的虚伪性的同时，也挑战了信息技术的解放性特质的言说以及“谷歌”民主的迷思，而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更再一次彰显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野心。在这样一个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和美国及其亚洲代理国家不断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刻，中国部分知识精英偏偏不但在拾人牙慧，而且把美国的“软实力”继续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最后，从一般的方法论角度泛泛而论，就像任何一对二元对立的范畴一样，如果从孤立、静止和机械的立场去把握“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显然是不妥的。作为一种对权力的不同性质的分析和政治策略的指导性分析框架，我一直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理论比奈的分析更深刻、更丰富，也更全面。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研究，葛兰西认为，一个阶级或特定的阶级联盟要实行自己的统治，除了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外，还需要通过市民社会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而这里的关键是，这个阶级或权力集团必须在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领域把自己特定的阶级利益表达为、而且被接受为是代表全社会的。同时，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和强制性权力在危机时刻的重要性。事实上，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界也不乏将葛兰西原来针对意大利国内问题的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层面的学术资源。当然，“文化领导权”理论和奈的“软实力”分析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作为一名共产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理论包涵了阶级分析视角和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类解放诉求，而奈显然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中的霸权地位。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有些不仅青睐美国的“主流”理论，而且想把“中国梦”做成资产阶级共和国梦的话语权拥有者，有意无意拥抱奈，而对葛兰西视而不见。

由此看来，用什么样的理论资源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包括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扩展，的确是一个事关改革方向、尤其是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关键问题。

 

全球信息传播民主化的阻力与前景

学术前沿：曾有中国新闻从业者提出“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协调全球传媒行业，比如建立一个‘媒体联合国’”，您觉得这样的机制是否可行？若可行，至少经过几个阶段方可实现？

赵月枝：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意愿，《华尔街日报》还在其意见专栏里刊登过这样的呼吁，从而展示了其意见多元的姿态。但我认为，起码在当下，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这可以从历史和现状两方面来看。

国际传播历史上，“冷战”语境下，20世纪70年代曾有过一场由不结盟国家发起的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虽然这一运动没有提出“建立媒体联合国”的建议，但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平台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二战后由西方资本主导的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这个运动从反帝和反资的角度提出了批评，并就改革世界传播秩序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这一运动的文字成果体现在198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报告中。

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极力阻挠，也因为以《华尔街日报》等为先锋的西方媒体的百般诋毁，更由于不结盟运动国家内部的问题和矛盾，这个运动以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结局。当然，《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所提出的国际传播改革愿景也就随之黯淡了。

由此可见，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利益和跨国垄断媒体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是不惜置联合国机构于股掌之中，说退出就退出的。十多年前，我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传播部门的一份政策咨询报告起草的过程中还得知，为了不惹怒美国并让它重返这个机构，在这个机构里，不但这段历史被遮蔽，而且连“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个词也是要避而不谈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由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的挫败，也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困难，以美国国家政策开路，以美国媒体巨无霸为先锋，全球传播业经历了以全球化、自由化、商业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当然，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和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军事铁拳的最初催生及美国国家政权的持续呵护下，硅谷的信息技术、资本的力量、裹胁着民众对传播民主化的需求与热望，使互联网成了全球传播最主要的平台。在这个全球传播的前沿领域，美国国家机器的各部分——从美国商务部到国家安全机构——与美国信息技术公司相互协作，极力维护美国国家的单边主义管控。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实行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网络霸权主义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以维护“网络自由”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企图扼杀这一自由为名阻挠任何挑战这一霸权的努力。

当然，迫于其他国家的压力，美国在过去十多年来也不得不在互联网治理的国际问题化和在本领域奉行多边主义原则方面作出一些妥协。但是，当下这个领域的斗争不但非常复杂，而且日趋激烈。美国政府和美国信息传播资本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不遗余力，尤其在分化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反美联盟（也即葛兰西所言的“counterhegemonic historical bloc”）方面咄咄逼人。例如，不是偏向于更有人文关怀和国际代表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是偏向于更重视技术和产业利益的国际电信联盟，主办了2003年和2005年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即便如此，到了2012年，在国际电信联盟的迪拜会议上，仍有89个国家站在了要求更平等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一边，形成了多数派。但是，这个大会通过的多数派决议是非强制性的。这也表明，会议决议对美国网络霸权的挑战有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美国对挑战国家群体“分而治之”的策略是一个因素，而非西方国家的当权者没有坚强的政治意志是另一个因素。这里，一个更重要的解释很可能是，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为了维护本国信息传播资本集团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国信息资本所业已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本来就没有从根本上挑战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信息传播秩序的强烈政治意愿，而只是希望通过机会主义地与美国斡旋，为本国资本在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秩序中多分一杯羹而已。

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的当政者有没有决断挑战美国信息传播霸权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而这点又与这些国家内部在信息传播领域的阶级利益布局和意识形态斗争态势紧密相关。在这方面，印度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比如，我注意到，作为中国最大的亚洲邻国，印度并没有参加2012年9月的北京“新兴国家互联网论坛”，而只派了使馆官员作为观察员。印度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威逼利诱，与硅谷信息技术资本有紧密联系的印度本国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驱使，国内的党派政治利益，还有在印度社会十分活跃的、高度认同美国“信息自由”意识形态的印度市民社会组织的压力，使印度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的国家立场上蛇鼠两端，在联合新兴国家反对美国信息霸权方面出尔反尔，游移不定。

当然，尽管《华尔街日报》发表过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呼吁建立“媒体联合国”的文章，在美国媒体有关互联网治理问题的报道中，压倒性的话语主题还是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控制”框架。这在左右全球舆论方面也有很大影响。

不过，在全球信息传播民主化这个问题上，我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实际上，在斯诺登的爆料已经摧毁了美国“网络自由”意识形态的可信性之后，现在可以说是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挑战美国信息传播霸权的历史性好机遇。在这方面，巴西政府通过2014年4月的互联网制宪会议，既整合了国内的相关力量，通过了非常有进步意义的互联网立法，又赢得了国际声誉。同时，在双边关系上，巴西更是通过这一会议用足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机会。与2012年9月印度在北京的“新兴国家互联网会议”中的缺席形成类比，中国和俄罗斯被排除在巴西会议的13个主办国之外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说明，不用说“媒体联合国”，就是“金砖五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问题上形成共同抗衡美国的力量，也是难上加难的。由于涉及意识形态、信息主权、甚至一个国家的自我认同问题（如印度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自我认同），这方面的联合和另类机制建设比设立“金砖国家银行”难得多。但是，基于当下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合作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我认为，这些国家把媒体和互联网问题当作下一步合作的努力方向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2016年在中国召开“金砖五国”首脑峰会的时候，中国的相关部门是否可以考虑把“金砖五国”在全球信息传播秩序问题方面的合作提到议事日程上？为了这种可能，中国的官学媒各界需要做哪些多边和双边的沟通和准备？如果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不但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属于不同类型，而且还有边界纷争恩怨的亚洲大国和邻国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关系，那么，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理想图景就进了一大步了！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在这方面有所建树，需要在国际场域一边挑战美国的网络霸权，一边走好“群众路线”，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也即团结和争取亚非拉国家的积极力量，来促进全球传播民主化。为此，中国需要一套比美国的“新闻／网络自由”言说更有说服力的新闻传播理论。面对以西方为主导的资产阶级新闻传播意识形态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对“不争论”，淡化意识形态的韬光养晦策略在新闻传播理论领域造成的失语和混乱，以我之见，这套新理论非继承20世纪反帝反资革命遗产，并在新语境下重建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内涵的批判新闻传播理论莫属。

作为一个多年行走于国内外传播学界的批判学者，我深感在西方学界、甚至批判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麦卡锡主义余毒的根深蒂固以及殖民主义与反共双重“文化遗产”在新“中国威胁论”语境下被“发扬光大”的现实可能性。同时，我也有理由乐观地认为，全球传播领域基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激进民主传播理论、政策和实践的空间也许比大部分中国传播学者想象得要多，而国外倾听我们声音的愿望也比我们想象得更急迫些。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与传播理论创新和中国社会扎扎实实的“人民民主”建设互为表里，中国需要在国内新闻传播制度改革和传播实践中真正落实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四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中国在国际层面挑战美国信息传播霸权才有底气、有自信和有现实支撑。也就是说，国内传播秩序的民主化和国际传播秩序民主化必须并行，而且相互呼应和相互促进。

这里，我们倒是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例子。在冷战初期，美国一边在国际上急于显示其自由民主制度相对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一边由于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群体的种族压迫和隔离政策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最终，在国际层面赢得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动机成了美国白人精英阶层回应黑人群体最基本的民权诉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正由于冷战氛围的限制，黑人民权运动中更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内涵被压制。基于此，美国学者Mary Dudziak把美国黑人所取得的民权称为“冷战民权”。我无意把今天中国社会中的阶级与阶层不平等和美国社会的种族不平等相提并论；但是，我相信，中国如能实质性地提高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在国际上提升自己“软实力”的努力就会事半功倍。

 

如何看待文化商业化问题

学术前沿：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政府鼓励支持、企业乐于投入，既有积极的传播效果，也有过于功利的商业痕迹，您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救赎还是自我毁灭？

赵月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泛指概念出发，更不希望把“中国文化”本质化和从当下流行的“去政治化”角度谈文化商业化的影响。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到汉字再到“舌尖上的中国”，某些价值观、共同符号和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实践在历史上的沉淀形成了特定的民族文化。但是，如我在上面的讨论中已有所示，我更倾向于从民族和阶级的交互关系角度，以及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产生新的文化的动态社会历史过程中，来看待文化和文化在当下的商业化问题。

从根本上说，如果文化商业化成了主流，那么，资本家阶层资本积累的动机——不管是私人资本还是官僚资本——就主导了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这更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文化品味、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些包括占有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商品拜物教和有关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看似“普世”、但在具体的话语霸权体系中有特定阶级内涵的意识形态迷思等。

对新产生的资本家阶层来说，文化商业化是其得以建立和维护其阶级权力，包括前面所谈到的本阶级和阶级联盟的“文化领导权”的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救赎”问题，而是一个新的阶级和阶级联盟的“自我形成”，也即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并对其他阶级进行统治的问题。

前面已谈及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资本的跨国金融化及其在信息和文化产业中的扩张。当下，美国大片早已在中国抢滩，迪斯尼乐园很快要在上海落地，韩国的一档电视节目在湖南卫视演变为更具商业化的、更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目标受众的“爸爸去哪儿”。当年，“超级女声”和中国自由知识界对其政治意义的一厢情愿的诠释，标志着商业文化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双重胜利；今天，“郭美美现象”则彰显了极度商业化了的中国媒体和网络空间以及文化场的堕落，而某些知识分子在郭美美问题上的过分话语投机，则更展示了这一群体希望在任何领域创造一切机遇推行他们自己的“救赎中国”方案的超强政治意识形态动机。总之，文化商业化，也包括媒体商业化逻辑在中国的演绎和深化，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通过在文化传播市场的扩张继续得到“自我救赎”，而且也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在中国鸣锣开道。

同时，非商业性的工农文化和民间文化被边缘化。在国外，花木兰等优秀中国文化作品和其他中国文化元素被好莱坞挪用和糟蹋；在中国都市，不但“无产阶级文艺”和“工人文化宫”已成为过去时，甚至“中国大妈”跳广场舞也因其与小资文化品味相左而不受主流媒体待见，纷纷以“扰民”框架报道这一大众文化现象。在中国乡村，随着一个个村庄的消失或空心化，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乡土文化在快速消失。连《纽约时报》也在2014年2月1日以“在中国，一旦村庄消失，文化随之消失”为标题表达其痛心疾首之意。

从人类共同体的高度来看，文化和信息产业化及其所支撑的消费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在创造了过剩的文化和信息消费机会的同时，也深化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人类在幸福观、身份认同、意义和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等层面的深刻危机。更可怕的是，这些危机正以颓废、忧郁症、有害食品、公共健康危机、战争、恐怖主义、极端气候等威胁人类共同体。如果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来理解你的问题，这些就是“自我毁灭”吧。当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产业链上的不同国家和这些国家内部有着不同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人群对这些问题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按理说，在中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恶果已被广泛认知，在价值失序、道德沦丧这些文化层面的问题已十分严重的今天，反对文化商业化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阶层主流的共识。毕竟，文化事关人与人的关系，事关生命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尽管国家在政策指向方面已区分了所谓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而且最近几年也加强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投入，但是，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在媒体、信息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却更加深化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信息、媒体和文化领域还发展“支柱产业”，进一步由资本主导这些领域被当作克服经济危机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有饮鸠止渴的意味。

当然，就像中医文化在国外被一些亚文化群体所欣赏一样，在当下中国，新生代工人的“打工文化”幼苗，也在国家和市场的夹缝中、在城乡结合部以各种传播形态为载体，顽强地开拓自己的生长空间。而在深受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中国文化教育界乃至媒体界，也出现了新的批判思想和媒体内容。总之，一方面，全球性的文化商业化大潮汹涌，新自由主义作为这一大潮的政治意识形态不但没有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销声匿迹，而且有以克服危机的名义变本加厉，以更极端的方式卷土重来的可能；另一方面，非商业化的、体现人类共同体团结共享精神、尤其是劳动阶层价值和理想的文化实践和知识实践也在不断萌生，并在与新自由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与交锋中成长。

 

“官方色彩”与媒体公信力

学术前沿：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因为其“官方色彩”而被西方社会贬损，但中国媒体也必须受到现有传播体制的约束，中国媒体如何走出这个“两难命题”？

赵月枝：的确，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或专业身份认同的动机，还是从与中国媒体在国际话语场上竞争的策略来考量，西方媒体经常拿中国媒体的“官方色彩”说事，进而抨击它们缺乏“新闻自由”。不过，就像“软实力”的魅力不是先验性的一样，“官方色彩”本身也不一定必然没有公信力，不管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

理论上，把媒体与“官方”相对立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下的迷思。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社会”，这个框架也不能解释媒体与“官方”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更不能解释，美国国家对外宣传的“美国之音”在一些国家的亲美和异见人士中的“公信力”。一般情况下，西方国家和媒体不会喋喋不休地拿他们所支持的独裁国家的媒体是否有“官方色彩”说事，更不会贬损这些政权的国际形象。总之，不是媒体的“官方色彩”本身，而是这些媒体的政治倾向性及其所在国的统治阶层与西方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才是问题的核心。

现实中，就像“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光谱很复杂一样，“西方社会”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往往把“西方”等同为“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进而把美国等少数国家中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政客和媒体等同于“西方社会”。这更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统治阶级的“软实力”。

有关媒体本身的话语政治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层面。如果因为西方的这一说辞，中国就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设计，在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把国家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后，再按这一意识形态某些教条所规定的国家是市场“裁判员”的角色，将国家“中性”化，同时将中国媒体引上由私人资本操控的道路，那么，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攻势在中国就真的很有功效了。

实际上，如果中国的官学媒精英真有道路、理论和制度上的自信，那么，媒体的“官方色彩”根本不是个问题，更不用说是个棘手的“两难问题”了。前面我在谈到文化产业化时引入阶级分析的视角，在这里，我再“小题大做”和“上纲上线”一次，从国家的性质，也即“官方”代表谁的角度，回到阶级分析的层面。几天前，有机会读到潘毅教授的一篇文章，讨论如何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之于当下解放性政治的意义。文中就国家、政党、阶级理论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写于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包括他对那些控告“你们独裁”的“可爱的先生们”的如下理直气壮的回应：“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我想这段话对我们今天如何面对中国的媒体制度问题应该依然有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自信，不但是因为有马列主义有关国家的阶级本质的理论武装，而且有着鲜明阶级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也就是说，当时的毛泽东，是在一个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境界中写这篇文章的。展望未来，他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套用我们现在谈论的关键词，就是“软实力”和“硬实力”互相结合。

今天，中国宪法还庄严定义着毛泽东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以及相应的国家转型，此国家已非彼国家，此“执政党”亦非彼“革命党”，变质的危险很大。最为明显的是，虽然工人和农民还占“人民”中的大多数，但无论是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还是他们所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抑或是他们所享有的社会话语权利和文化资源份额，都相对下降了。

绕了这么个大弯，是为了更全面和更历史地回答你的问题。中国的媒体制度基于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及其“党报理论”。相反，资产阶级把“新闻自由”定义为媒体相对于政府的“自由”。中外反对“新闻审查”和“网络控制”的话语正是以后者为出发点。如何面对这样的舆论攻势？

与对中国媒体和文化的极度商业化的批判相辅相成，我一直是当下中国媒体的城市中产阶级偏向、官僚资本化，包括被媒体人的经济利益和表达需要所劫持等问题的批判者。当下，中共正希望通过重拾“群众路线”和反腐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合法性。作为这些努力的核心部分，中国媒体应该通过去商业化和推进在媒体制度、媒体组织内部管理与分配、日常生产流程与媒体实践各层面的去官僚资本化和民主化，来真正落实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四权”，从而赢得自己国内外的声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媒体民主化意味着被边缘化的群体有机会进入社会话语空间，它不等于商业化，更不等于私有化和去“官方化”；相反，它要求去商业化和更好地落实“官方”的群众路线，使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也即“官方色彩”和“民间色彩”更趋一致。

鉴于现代西方商业媒体制度本身就是与垄断资本主义相配套的社会传播方式，中国如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要求有自己的制度创新。如我曾引用黄平教授所言，追求“软实力”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中国自己得有个被广泛认同的“文化—伦理格局”，“然后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能自得其乐”。如果不再有成群的工人在接二连三的工业事故中失去生命，如果他们中最受压迫的群体不需通过跳楼自杀来向国家和社会表达他们的绝望，如果一个真正致力于兑现自己立国革命诺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希望的那样，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社会主义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纵使其媒体有“官方色彩”，又何妨？更何况，就像当年远在延安山沟里的共产党吸引到了像斯诺这样的西方进步记者一样，在与中国媒体的竞争中，西方媒体不但不会因为其对中国媒体“官方色彩”的贬损而得分，反而还会因为偏见而最终失去自己的公信力。同时，那些希望在中国（重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声音，即使在中国被边缘化和受到国家权力压制的情况下，相信也不怕没有国际资本和海外反共势力提供的媒体平台。

总之，我以为，在中国媒体的“官方色彩”问题上，出路不应是去官方化。关键在于“官方”本身的阶级性质和媒体的阶级立场。不是中国媒体的“官方色彩”的问题，而是一个宣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媒体，有没有体现“社会至上”的原则和表达最大多数劳动者的立场，才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谭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赵月枝，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主任、全球媒介检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国际传播、传播政策、文化产业、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主要著作有《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