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冬天，第一次在寒假期间（12月中旬至1月中旬）回国。本以为可以借此躲过一个与己无关的日子，但发现居然“四面楚歌“。除非不出门，不上网，不打开电视，不跟人说话，便不能不在国内“被圣诞”。

记得那次回国是开会，地点复旦大学的复宣酒店。入住第二天，路过酒店大堂，惊讶地发现那里鸟枪换大炮，突兀地处着一棵“圣诞树”，身披彩灯，似乎真要庆贺什么。二十一世纪，在一堂堂中国名牌大学“被圣诞”，印象深刻。

“为什么”？就问别人，得到的回答是：早就这样了呀！这回答似乎与“为什么”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但显然是我本人大惊小怪了：各类节日尤其是“Christmas”的“被经济”早就是西方各国社会的现实。国人这厢也就是主动接个轨而已：消费经济嘛。

    确实，在“接轨”多年后的大小城市里，每每走过随处可见的商店，里面的“静悄悄”总让我好奇：怎么商店和营业员似乎总比走进商店去消费的人还多。那些店要继续开下去，可不就是得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去并且掏腰包。

2013年底放假回国，自然继续“被圣诞”。12月26日早上，中央电视台的英文台，专题报道世界各地“圣诞”节庆，包括中国。在采访一位中国年轻人时，问他是否知道“圣诞”的来历，年轻人说不知道，但说自己借机花了7千多元买礼物。

    这样的“坦诚无知”多少让人想到近年流行的“土豪”二字。确实，举国上下，媒体、商家、还有踊跃参与的消费者们，那么不厌其烦地追捧和消费“圣诞”，与全球消费资本主义的逻辑接轨的热情显得过于浓烈，浓烈得可能会让曾经的老牌“土豪”们私下窃笑。

    中国的“圣诞经济”有不少原创，尤其是“平安夜”吃苹果。“苹果”在基督教教义里，与“撒旦”相关，象征人类“原罪”的诱因。吃苹果，迎“圣诞”，不知虔诚的教徒们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不过，这一原创至少让全球的“圣诞经济”更多元了点。

    说到“多元”，其实国内人们对过“圣诞“的反应还是多元的。很多人，包括年轻人，自觉地拒绝“过洋节”，有些人对其“没感觉”也无所谓，有些人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有些则只要是“洋节”就必过不可，等等。问题是，这种多元基本止步于个人层面，属于所谓“个人选择”范畴，缺少政治内涵。

    一年前，看到观察者网站上岑少宇关于“圣诞节”中文译文的文章。确实，“圣诞”这个词，译得聪明。尽管面对来自中国士大夫主流文化的阻力，当时的传教士们却似乎深得“正名”之要。就像借用汉语里的“上帝”来模糊基督教“God/上帝”的定义一样，取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圣”字（“先圣”、“圣人”），代“Christ”/基督（耶稣的教名）一字。成功地模糊“Christmas”直白的基督教含义。

    看来，在中国，不只是我们这些凡人俗子今天才“被圣诞”。耶稣本人早就百年前在中国“被圣诞”了。只是如今，这一当初的命名政治，就像西方殖民主义的其它遗产一样，时过境迁，让很多人把“圣诞节”当作“圣诞老人”送礼物之节日的同时，忘记内涵于这一命名背后的历史和政治。

    一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用战舰大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在中国得以“合法”传教。相比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美国这个西方殖民主义的“后到者”更看重中国这一尚未完全被瓜分的“西瓜”。大量派遣传教士，很快在中国成为最大的传教士派出国。在希望把中国按照自己的面貌转变成基督教国家的同时，该国的精英们也把中国视为其潜在的产品倾销市场和攫取财富的新源头。

    是中国革命打断了这两个内在逻辑相连的对中国的“未来设计”。

    后革命的今天，国人们在“早就这样了”的被圣诞过程中，似乎早已不经意地与这一“未来设计”的回归握手言和，握手言欢，尽管“和”与“欢”基本属于一厢情愿；别人看中的是你兜里的钱和他镜子里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