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熟悉这部电影。这里“很多人”，指的是如今主要通过商业宣传或社交媒体来决定看不看电影的观众。当年课上老师推荐过，播放过一些片段，作为修过电影课的学生的我才得知这么一部电影。下课之后我就上网搜，却没有搜到。数年过去，周末晚上突然想起，侥幸再搜，终于看到了。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部“小成本”的“小众电影”。因为，一，它是1985年上映的；二，它的主题是反思文革。
说它“超脱”，无非是与当下的环境相较而言。没错！当下的环境就是，但凡哪个导演“敢”拍摄近现代史题材，哪怕其叙事或视听手法均不过尔尔（更不说什么思想深度了），就能赢得大家的赞扬。君不见，冯小刚拍《一九四二》、张艺谋拍《归来》，已经令人抛却具体的电影而来谈“情怀”和“勇气”了。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三十年前的《小巷名流》，恍然不知今夕何夕。
电影上映时，距离文革结束仅十年，我相信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对此皆有鲜活生动的回忆，估计连道具都是现成的，自然在表演和布景上都非常逼真地重现了文革的场景。一个有历史传说的小镇，当年卓文君下嫁司马相如后当垆卖酒的地方，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有夸张的标语，有语录体的对话，有热闹的游行，有喇叭有讲台有自我检讨大会，有仗势欺人的红小兵，有威风凛凛的革委会委员；随时安排罪名，随时破门而入，随时有人以手中的权势来威逼“成分不好”的“xx分子”--哪怕只是排队加塞，也因为尽可以对被插队的小女孩儿说“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而获得合法性，更不用说半夜敲寡妇的门、样板戏后台强奸女演员这种下流事了，无论多么下流，总有正当理由。这些时代现象已出现在一些历史照片和影视作品里而令人知悉了，并不新鲜。电影中的人物，即其名中的“名流”，才是影片的灵魂。
文革期间被批斗的三个“学习班”成员，一个是有点书呆子气的底层知识分子，一个是做过国民党长官姨太太、如今是美丽寡妇的裁缝，一个是“仗义每从屠狗辈”——浪荡无依的杀狗屠夫。第一个第二个被批斗当然是因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资产阶级反动派”，第三个作为“三代贫农”的“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因为酗酒闹事而“扰乱革命斗争”，也被关进了“学习班”。知识分子司马二哥对待批斗的态度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让干啥就干啥，认错态度极好；裁缝卓大姐，显然对于批斗有点茫然无措，无论怎么被批，都无法检讨出自己有什么错；而屠夫牛三，从头到尾都游离在文革运动之外，他既不凭自己的无产阶级成分去造反争权，也不抗拒卖狗肉给红卫兵，和他们一起吃吃喝喝。这三个人的反应，简直可以说是无权无势的中国老百姓，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所能够做出的最本真的反应。
知识分子姓“司马”，而裁缝姓“卓”，回应着历史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传说。而以司马相如后人自居的司马二哥，认为卖旧衣的裁缝怎么能是卓文君的后代呢。一方面是典型的小镇文人的小清高小骄傲，但另一方面，他在面对革委会和红卫兵的时候，极为配合和顺从，主动拿起自己的“道具”--一根涂黑的棍棒，象征着“黑笔杆子”--去参与（被）批斗游行，只是为了早日从“学习班”“毕业”，回到儿子身边。卓大姐就是最普通的街道妇女，善良无助，受人欺凌也难以反抗，最为无奈的反抗就是上吊自尽，所幸被司马二哥和牛三救下，只有和女儿丁香在一起的时候脸上才有笑容，因此最后得知女儿被强奸后精神崩溃，在精神病院里了却残生。牛三顶着一头脏乱差的头发，穿着一身脏乱差的衣服，拿起一把尖刀快稳准狠地专业杀狗，时不时在餐馆里烂醉如泥，还把老婆孩子都打跑了。他完全不理会文革，不理会样板戏，同样也不愿意被“教化”--不刷牙不洗脸不洗澡。这些都超出他的认知思考范围和生活经验。他行事全凭意气和义气，不爽就骂人，管你是什么领导什么委员；为保护卓大姐而被革委会委员鞭笞辱骂，整夜守护在她门前以震慑来此骚扰的流氓红卫兵，最后因为怀着对被打跑的老婆的愧疚，拒绝了以身报恩的丁香，孤身一人找老婆去了。
这三个人互帮互助，共同忍受着文革对他们的打击和折磨。无论是小镇文人，还是柔弱女子，还是屠狗之辈，反应各不相同，却始终抱有对家人朋友温情的信任，对朴素民间道德的坚持。
如果影片就这样完结了，好像就是一个正能量的片子嘛，虽然也有悲剧（卓大姐精神崩溃，被强奸的丁香的演员梦破碎，生下非婚生子，变成悍妇），但最后毕竟还是改革开放了嘛，春风嘛，解放嘛！当年被批斗得惨兮兮的司马二哥如今也变成准作家了，将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小说，还有城里的编辑高老师前来交流指导，修改之后就可以发表处女作了。看起来是个Happy Ending了。然而，影片的最后却是他徘徊在“文君井”前，念叨着“我该怎么改呢？”
这才是影片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对文革反思的再反思。
城里来的编辑高老师，与小镇文人司马二哥相比，无疑代表着当时文艺创作的方向，他们的反思和批判，正是被广泛认同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做的呢？他对司马二哥反复强调：要在小说里突出人物有意识的反抗；要在结尾写“丁香成了著名的川剧演员，卓寡妇随着女儿搬到省城去住”。反抗什么呢？四人帮。但显然，这一点是司马二哥不能认可的。如前所述，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反抗四人帮有半毛钱关系吗？无论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罪恶的根源；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孰是孰非；无论是逆来顺受还是仗义执言，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是不反抗还是反抗。他们只是为了家人和朋友，为了自己那么点良心，好死不如赖活着，忍着熬着就过了那么几年。而如今，却要为了反思而反思，为了批判而批判，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的事情说得特别义正词严铿锵有力，这和文革时期的种种事迹，是不是本质上就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而“文君井”，令人联想起卓大姐及其女儿丁香此生的悲剧，就这样被“有意识的反抗”和“改革开放的春风”所遮盖了吗？
这就是司马二哥颇犯踌躇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久久没有深刻反思的地方。
卡尔·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从善意的、超越现实的思想，经过'遮掩的思想'到有意识的意识形态谎言，其间存在着无数的过渡阶段。”他还提出：“克服危机不能靠做一些匆忙的、有力的、抑制新产生的和令人烦恼的问题的努力，也不能靠遁入已僵死的过去的安全之中。”因此，今日我们反思文革、乃至更深远的历史，是靠若干个决议便罢、靠若干个令人感动泪流的廉价故事便罢、还是……？
导演给了这条承载着历史传说又见证了文革时期的小巷很多个镜头。好几个镜头中，深夜大雾，小巷既暗暗又茫茫。窄窄的小巷，暗指为何，已经不言而喻。“小巷名流”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一个镜头是熙来攘往的人群，阳光灿烂，已不见当初的模样。司马二哥“怎么改呢”的喃喃自语一直作为画外音回响着，我觉得，这就是导演想表达的——
“该怎么记录那段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