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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有关“学奖”评定机制与教育收费的几篇文章发出后，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观察者网更是将这些观点做了相应的梳理。毫无疑问，这些关涉学生根本利益的讨论是有待进一步推进的，也值得进一步推进，而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它对于面临同样问题的其他高校学生而言，也是极富意义的。诚然，我们可能无法一蹴而就地彻底改变现状，但这样的讨论或许能使“学奖”评选机制乃至高校改革能获得另一种可能性。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高校师生和社会人士能参与进来，故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师生愿把当时讨论时师生们发言的具体文稿献给大家。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师生们有关“学奖”的现场讨论
王晓明：大家好！最近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正在忙于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选和发放，今年是研究生教育收费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制度施行的第一年。我们从中看到，早已开始的教育市场化已经向教育过程中的市场化迈进。当然，在教师层面的市场化早已开始，比如，工资与绩效、科研项目、课时、以及所带研究生的人数挂钩等等。而如今这个市场化的逻辑又开始在学生头上全面推行。奖学金的逻辑似乎是，你作为学生，要好好读书的话，我就给你钱，作为物质奖励；你不好好读书，我就不给你钱。
邓剑：我可能和大家的观点不太一样，我是赞成奖学金制度的。这个制度试点了很久，我在试行奖学金的学校和不试行的学校都待过，我有体会。公费制度学校的老师没有特别好的方式来要求学生，在课程表现上，试行奖学金制度的学校里的学生比公费制的学生表现好。教育产业化虽然不好，但是在现代社会，教育要发展，让每个人都可以读书，钱从哪里来？市场化是解决的方式。可以让大家都来读书。但是又带来一个问题，很多来读书的人是奔着前程来的，不是为了读书而来的，虽然可能最终也奔不到前程。（既然来奔前程，还计较奖学金？）
W：我想说的是，当全世界都在市场化，学校是否能有不同的操作逻辑。奖学金是为了奖优，推动科研，但是最后奖励的对象是否是真的优秀？比如，现在有些学校和学生的逻辑是，拿钱来买版面，从而获得发表，再拿发表了的文章去评奖学金，这最终做到奖励优秀了么？
木头莫离：我对照2013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来看，发现要符合4点要求。学校可操作的是2点，一点是要有科研成果，一点要服务社会。现在的科研成果是成果呢还是垃圾呢？大家心里都知道。我觉得，在怎样做好科研与服务社会上，学校是有弹性的空间的，学校和同学们可以有所作为。
袁剑：我的意见是，量化评定奖学金的方式不客观。这里面涉及到老师在评定中的位置和导向问题。现在的评审标准里缺乏这个层面，没有老师对学生的总体评价。我希望能够阻止过度的量化。我们以前的奖学金是没有等级的，现在却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张珊珊：我想起以前在小学的时候，老师会说，你们好好学习啊，你们是祖国的花朵，你们以后要为祖国做贡献。但是到了后来，就说你们好好学习啊，才能考上好的大学。到了大学里，变成你们好好学习啊，以后容易找到好工作。教育的目标一直在变，到底是什么？
王晓明：大家聊到现在，我来做些归纳。我们其实谈到了三个大问题。首先是，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也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人成为完整的人，还是以培养劳动力为目标？如果是前者，教育当然不应该成为一种生意。如果是为了培养劳动力，那做教育生意就是理所应当的了。我们到底认同哪个。第二，这次的评奖学金与以往的任何一次评选都不同。这次是要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就要评出等级化的奖学金来，这是其他国家也不见得有的。学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没完成学习，你怎么能评定他们学习效果的好坏呢？如果也仍旧要评，也不应该如此的恶形恶状，把人分等次，实在没有创造力。我了解到有的学生就很有创造力，先按照学校要求的等级，把钱拿过来，然后内部再平分。第三，政府颁布政策的时候，并没说一定要分等级，最后到了各个高校的时候，极端者就变成了按照学生发表论文的等级来做标准了。你可以说，这样的标准有其“公心”的出发点，希望学生好好读书，多写文章发表，用物质刺激来奖励。但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来说，这里也有学校的私心在。学校需要排名，而排名建立在文章发表的基础上。
刘睿：这次的奖学金制度，我是觉得是趋向于灵活化的，但是有的学校可能没有抓住这个灵活化的空间，没有利用这个空间去创造灵活的分配方式。其实我们很多学生是支持平均分配的，量化操作也可以更有想象力一点。
陈密：我关注的是教育理念通过当前的教育体制落实所产生的矛盾。当前的教育体制两大特征是行政主导（实即官本位）和市场功利导向（即以市场为目的，区别于以市场为手段），二者实际上是与中国社会特征同构的；前者导致政绩工程（庸俗量化），后者导致实用主义的专业歧视和短视（例如普遍性的不重视文科发展）。在这样的教育格局下，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难落实。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只是这种理念与体制的矛盾的具体化呈现。研究生收费和奖助学金标准等，是大学培养机制中的一环（而且是次要的一环），大学培养机制又是更大的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奖学金标准的讨论如果要取得更普遍的意义，就应该把它与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以为，只谈教育理念（哪怕是市场化的人才教育理念），容易落空；只关注学费奖学金问题，则无关大局（只是具体利益的拉扯而已）；前者缺乏现实性，后者缺乏有效性。教育理念和枝节矛盾中间的这个教育体制才是问题所在，而这个问题又是整个社会问题的缩影。总之，如果只是纠缠于教育内部的规则问题，而不重视整个教育格局、教育体制的改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前者是由后者决定的，后者不改，前者也动不了。比如就评奖标准的量化这件事而言，在具体指标上当然可以变，但无关根本，实质上不变，也不会变。
方旭东：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学校将带着学费的我们圈进来，重新制定规则，拿着我们私人交上去的钱，做重新分配，分配给别人，这个别人很可能与我的学习理念很不一样，比如，我是希望做理想主义的读书人的，而别人可能是想镀金当老板的，那么我凭什么要把自己的钱分给、鼓励与我读书目标完全不同的人呢？这是没道理的。这是拿我的钱去培养了国家想要的人，却把我排斥在外，这非常不利于团结。
王欣然：奖学金评比，对于个人而说，是优秀的标准：什么是优秀，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人——按照国家和学校给定的那些表格，优秀的标准是发表论文的数量，级别；参加科研活动的数量、级别；是否担任班干部、学生会干部；是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这一套话语对每一个学生而言，其实都很熟悉，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成长道路中，这些标准几乎是一以贯之的，从小学的三好学生到初中、高中、大学的入团入党，每次的考核标准无非这几样。而一个人如果被限定在这样的框架中成长，他对优秀的认识就是天然畸形的，这种认识不仅狭隘，同时也布满了对权力关系和等级差异的体认。读书的时候，是学渣和学霸的区分，工作的时候，是屌丝和精英的区别。而知识，不是改造世界，服务社会的“力量”，而是适应体制，实现个人成功的“权力”。
对于国家和教育体制而言，奖学金背后隐含的意义则是，国家要培养何种人才？当下中国的奖学金体制无疑是量化产物，且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倾斜，仿佛物质的奖励可以实现其初衷：奖励优秀学生，推动科研发展。然而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却隐藏着不少猫腻。在学习层面，很多学校的潜规则是，好好学习认真思考不如和老师搞好关系，很多理科生直接称呼老师为“老板”，其中利害关系可见一斑；在科研成果方面，交钱买刊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如果完全依靠这样的标准，那么国家要培养的，与其说是人才，不如说是合格的劳动力。而这种思路，无疑是很对资本／市场化胃口。
最后，奖学金评比／学费制度改革很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学生和老师是如何应对这种机制变化：顺从、适应？批判，思考？反抗，斗争？一个规则的改变并不是结束，它如何被接受其实也很有可能改变它最初的意义设定，甚至可能最终被推翻重写。这个过程可能漫长复杂，但其中也应该有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总而言之，人还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做事的。
比如，这些表格的要求和文化研究系的要求其实是同一个词汇，优秀，但是这个优秀背后的含义却如此不同——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二者没有任何相通之处，接受这张表格的检验，不代表接受它所代表的标准，文化研究既然已经进入体制，就难免被束缚手脚，但同样也可以借体制的力量去做事，而文化研究系所教育我们的，应该是有能力鉴别这个不同，并用创造性的思考去处理好它，这种处理意味着在现实和理论接轨之处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接合点。一方面，虽然优秀的意义不同，但是其实背后所要求的能力诉求却可以一致，比如多写文章，多参加学术活动，但是当然它也很狭隘，比如对于学生私下自主的或文化研究系的很多实践活动，它是不承认的，因为没有办法统一量化，但这种没有办法量化的现实实践恰恰是最终成就优秀人才的丰满细节，同时也是我们可以作用的地方，这方面罗老师、磊光都给出了可以实施的建议，比如发文章我们可以群策群力，共同选题，老师同学一起努力使文章质量过硬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积极回应，甚至引导评比制度的走向，比如发表文章公开讨论等。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在于，我们能不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如果说不认同之前的评比方法，有没有能够取而代之的具体操作方法，否则就真成了纸上谈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