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手那卡西是一支来自台湾的工人乐队。黑手自然意指劳动者那双粗糙黝黑的手。那卡西则是源于日本的一种流动卖唱形式，在台湾80年代兴盛一时，乐团熟记乐谱，带着简单乐器，游走于温泉旅馆、餐厅、夜总会等场合，有时自弹自唱进行表演，有时接受客人点唱。作为一种音乐表演形式，“那卡西”既带有鲜明的日治时期的殖民烙印，而落地台湾后的又极富本土性及市井气息，甚至有台湾同学告诉我，“那卡西”这个词大体意味着下层阶级。   
 
       我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台湾新竹。2014年夏天有幸参加了第三届亚际文化研究学会暑期班（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Summer School），黑手乐队是主办方请来的沙龙活动嘉宾。于是我同在场的几十位老师、同学一道倾听和参与这不可多得的盛宴——我们不仅是听众，也是合唱成员，是伴舞团队，那一次演出，从夕阳西下直至夜色温柔，气氛一直绝佳，所有人都深深沉醉。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却因听见同一首歌而同哭同笑，同唱同跳。音乐的力量何其神奇伟大。
 
        自然，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有这样特殊的力量。黑手的歌声不见得多么独特和富有技巧，可是它却有着特别出众的感染力。演唱正式开场之前，黑手乐队的成员简单介绍了乐队的由来和现状：他们是一支工人乐队，由工会和工人共同组建；他们的成立之初即是为了工厂抗争运动，所以至今他们依然活跃在各个社会抗争场合；他们自己创作，填词、谱曲、乐器样样都行，他们为底层歌唱，向社会的不公宣战，并着意揭露资本主义全球化给所有弱势群体带来的伤害。
 
        介绍的时候，他们先用中文，看到台下诸多外国友人，便又用英文简单讲解了一遍。但是正式演出之时，只能用中文，这一类音乐的歌词又特别重要，于是所有懂中文的学生开始自觉地给身边听不懂中文的人做翻译，台上在演唱，台下在细语，然而神奇的是，不仅互相没有任何干扰，反而整个气氛都显得更加亲密无间了。同时，黑手也一直在用身体语言和观众沟通，在第一首歌，也是他们的成名曲《福气个屁》开始之时，乐手便开始鼓动大家站起来，和他们一道转身跳跃，再拍屁股，以配合歌词内容：“经济的大饼头家吞／台湾的工人无春／野生的动物伊孝孤／幕后的英雄拢无份／我咧福气啦福气啦福你一抠屁／福气啦福气啦福你一抠毛／福气啦福气啦福你一抠屎／福气啦福气啦／么寿的头家赚饱作伊走”。这首歌改编自台湾一个覆盖率很广的电视广告“保利达B”，广告推销的产品是以劳动者为目标人群的一种提神保健饮料，大致内容无外乎喝了保利达B，工人就有福气了，可以更有力气去卖力工作。然而即便有了力气，恐怕福气的也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吧。于是，黑手集体创作出了《福气个屁》，用于工人抗争运动。歌词泼辣坦率至极，用台语唱出来，更多一份爽脆有趣。黑手在演唱之前向台下讲述，工厂倒闭之前，老板把钱都卷走了，工人陷入失职困境，然而政府和资本家连起手来欺骗、剥削工人，还要告诉工人他们有福气，工人对此种狡诈与伪善的反应只能是粗俗有力的回答：福气个屁！
 
       这是黑手乐队的传统，在演唱每一首歌之前，都会讲述一个故事，或者是创作的灵感来源，或者是创作的社会背景，总之，务必在演出之前就通过叙述把观众带入到特定的歌曲情境当中，加深观众对歌曲所表达思想情感的体认——这或许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在“乐队”之前，他们是“工人”，是工运以及其他社会抗争运动的积极活动者，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沉醉于歌声中的乖乖听众，更是能够被这音乐和故事所唤醒的有良知、对社会不公有所觉察反省，并最终可以投身抗争的行动者。他们的音乐本身即是社会运动的抗争武器，但是同时，他们又不只是一个“为运动而服务”的乐队，而是努力在音乐创作和社会运动的实践当中，同广大群众一同创建真正属于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的文化。也因为这样远大的目标和广阔视野，他们的歌曲创作不局限于描述台湾本土的工人境况，更涉及到外籍新娘、娼妓合法、反核等多种跨地域和跨主体的议题，这既是站在底层立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造就的弱势群体的一种天然关切；同时也在助力为拥有多元身份的抗争力量之间创造连带感，为有着不同权益诉求的差异主体进一步的联合与团结注入有效能量。
 
        例如，铿锵有力又悲壮凝重的《劳动者战歌》就是改编自韩国社会运动曲目《光州之歌》。据乐队介绍，80年代末期，台湾工人运动方兴未艾，然而缺乏斗争经验，遂组团远赴韩国吸取抗争经验。在工人罢工的现场，看到韩国工人们无畏强权，唱歌击鼓，视死如归的气概，工会成员深受感动，于是牢记现场歌曲旋律并回国后填词，改编成《劳动者战歌》。经由黑手在各种抗争场合传唱后，产生了广东话、泰语、菲律宾语等诸多版本，传唱亚洲。而当这首歌在现场唱响时，不仅当年亲身参加过运动的韩国学员与老师特别感动和投入，来自其他国度的人也都同样感到了一种亲近感和连带感，所有人都自觉站立、牵手，并像当年抗议的人群一样挥舞拳头，随乐队高声唱着：“全国的劳动者啊／勇敢地站出來／为了我们的权利／不怕任何牺牲／反剥削争平等／我的同志们／为了明天的胜利／誓死战斗到底”我想，如果不晓得这背后的一段曲折故事，可能这歌曲的力量多多少少会削弱些吧——歌曲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富含一种国际联合的意义，只有加上这份历史，这首歌才变得完整和丰富起来，才会使来自亚洲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富于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年轻人一同牵起手来，挥舞拳头。
 
        而黑手的每一首歌，都在说着一个故事。在《黑手. 參》专辑中，每一个曲目之下都有简介。比如，《回家》：“张荣隆廿九岁那年, 在一次的工伤意外中, 因为电击失去了他的手脚。当他出院回到家时, 见到了双亲, 心里满是愧疚,
他说：我是一个不善言词，更不会在家人面前说‘爱’的人。只能借著文字与歌曲，写下心中的感受。虽然，职灾不是因我而起，但那种自身的愧疚却是说不清，还不了了”；又如《崖边》(纪念一代名妓官秀琴)：“1997年, 台北市政府仓促废娼,我们在公娼运动中认识了官姐 , 她在一群穿着优雅套装的政客及学者面前, 坚定地说：‘阮是站在悬崖边的女人, 恁轻轻一推, 就会让阮跌落海里。’2006年八月, 官秀琴回到年少记忆中美丽的东北角,跃下那一片湛蓝的海 。多年来, 她和日日春协会一起为性工作合法化奋斗。但经济、政治、社会道德的多重压迫, 让她选择用跳海来向这个体制作最深沉的抗议 ”。
 
         这一类的介绍处处呈现丰富的细节和情景，除了诉说苦难与揭露社会矛盾、控诉一切霸权之外，也展现了底层人民真切的生活。歌曲将他们的丰富情感化成动人的日常细节，融进歌词当中，却没有沉沦至全然个体化的自怜或抱怨，反而是能够和整个社会的矛盾相互勾连，将结构性的困境缓缓呈现出来。在这里，苦难不是全部，更不是博眼球的手段， 而仅仅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平静地存在着。故而，你不仅能在他们的歌声中听到底层人的那些动人故事，听到那从不服输从不后退的抗争力量，更能从中听到你自己的生活，那些最隐秘的情感，那些最平凡的日常，你所欢欣的、所憎恶的一切，似乎歌声中也都唱过了。而所谓的他们，其实不正是我们吗？是谁为了生计与发展离乡背井，在暗夜留下思乡的泪水；是谁为了前途在公司中拼力工作，不停加班，尊严却如蝼蚁般任人践踏；是谁为了社会的不公，资本的全球流转不畅而遭受厄运，无薪且无止境地“休假”离职却不敢回家……那或许是我们日夜操劳的父母亲，或许是我们那正经历着“奋斗”、“蜗居”的一群茫然又愤怒的朋友，或许是家门口那卖力吆喝的流动摊贩，或许是隔壁不曾谋面却总是深夜归来的邻居，更或许，那就是我们自己，面对整个社会的沉重现实，时刻感到渺小、不安和焦虑，但有时却也莫名的欢乐、热爱和憧憬。我们或许远隔千里，但是因为现代的到来，资本的流动，以及越来越深刻的全球危机: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我们的命运正奇迹般地交织重叠，紧密相连。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我们正因此而沉沦，我们正因此而新生。危机坐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深深扎根，然而能够及时制止这危机，改变社会前进方向的，也唯有我们自己。黑手乐队的一位成员宣称，为何搞音乐？为了创造新社会！我想，这正是他们所讲述的一切故事的真正主旨。那些故事中的主角，连同你我一起，在默默承受苦难，感受悲欢的同时，也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