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小苹果”已经不再仅仅是“小的苹果”了,同时也是筷子兄弟的“神曲”。自5月发布起,《小苹果》连续六周登上央视音乐频道《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前十名,从KTV到广场舞、从学生组织纳新到军队招募,轻松占领了各个社会层面,成为一道奇观。这不难让人有了新的想象:作为年度大众流行文化的典型,《小苹果》会像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那样,登上春节联欢晚会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分析《小苹果》为什么这么红。凭借着筷子兄弟的人气以及旋律本身的“洗脑”功能,营销团队打出一套“组合拳”,通过网络舞蹈教学、“全民模仿秀”抽奖活动等形式,将“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的观众们如同提线木偶一般牢牢控制住,把《小苹果》印刻在“深深的脑海里”。
这还不是全部。部队官兵、地铁职工以及学生组织等团体才是《小苹果》传播的急先锋、生力军和突击队。这些团体的二次创作形成了点对面、面对面的影响,远超广场舞大妈或营销团队能力所及,把《小苹果》从单纯的“网络神曲”发展为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
那么为什么这些团体愿意进行二次创作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小苹果》的流行形成了一种“文化惯性”,这些团体“借力打力”,用“文化惯性”进行推介和宣传。无论是西安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还是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制作《小苹果》的翻版,本质上就是借用《小苹果》吸引眼球,最终目的还是要招募新人,实现“捆绑推销”。
不难想到,如果《小苹果》这种样式没有挠到观众的痒痒肉,“捆绑推销”就不可能得到回报。在群众性文艺活动相对较少、健身需求日益突出的今天,挠痒痒肉并不困难。尽管在电视荧屏上堆砌着大量节目,但观众终究是观众,除了观看,至多便是拿起手机参与投票或留言。与之对应的,《小苹果》不仅突破了广播操的刻板和舞蹈的复杂,既是娱乐又是健身,既是表演又是观看,既是模仿又是创造,使人们轻松参与其中。同时,《小苹果》一定程度上还激活了属于“人民”的公共空间,将广场、站台、人行道、工厂、办公室、校园当作模仿和再创作的舞台。相似的场景在《江南style》发布之时也有所呈现,但作为本土产品的《小苹果》更进一步,由于规避了“外国文化”的指控,在起跑线上就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也正因此,它才能与当前中国的政治元素轻松结合,创造出了共青团版《小苹果》和《习大大小苹果版MV》。
然而,在二次创作的过程中,原版《小苹果》包含的结构性问题也被有意无意的回避了。原版MV在创造笑点的同时,也是某种压抑感的释放。一声声“重要吗”无力地对抗着这个“看脸的世界”,战死的爱人给爱情童话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些场景的设置,无疑是年轻人对“努力就能成功”这一幻象的解释:只有颓唐下去,在绝望之中幸福地“等吃等睡等死”。而在二次创作中,这些桥段几乎都没有复制呈现。这显然可以算作是对困境的回避,但从另一角度看,回避恰恰又体现了深层的无力感:即便把颓废感表达出来,又能改变什么呢?还不如以“逗比”的形象娱乐自己、娱乐大众。
《小苹果》所涵盖的意义,绝非“神曲”二字所能表达。只要结构性困境没有出路,《小苹果》就可以继续作为“独乐乐”和“众乐乐”的媒介,各种形式的翻唱仍会有一定市场,登上春晚也并非遥不可及。但同时,这种困境的外在形态也会不断变化,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很可能被勺子姐妹的《大西瓜》取代,而从这个意义上,《小苹果》能不能上春晚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