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5日，二舅去世，胃癌，年70。
    2013年9月17日，表嫂去世，白血病，年53。
    2013年11月11日，姨舅去世，从拖运稻谷去镇上加工的三轮车上摔下，颅内出血，年65。
    2013年11月20日，姑爷去世，脑溢血，年68。
                                                        ——《笔记》
                                一
    接到姑爷张昌云亡故的消息之时，我立即买好车票，从上海往回赶。姑爷是我见过的最勤劳的一个人。发病的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起床，拾粪，喂鱼，喂猪，送牛上山，到山上寻桐子，砍树，一棵树还没有砍倒，他自己却先倒下了，直到傍晚才被找到，昏睡两天后，流下一行清泪，溘然长逝，留下一只眼睛已经失明的姑姑单独生活。
    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儿孙女，从四面八方赶了回来，见老人最后一面；众多亲人，也赶来了，送这个一生辛劳的男人最后一程。葬礼很简单，从姑爷死亡到下葬到除灵，前后不过五天。传统的“头七”、“三七”、“五七”、“七七”，都免了，用家乡的话说，叫“一趟过竟”。
    劳碌一生的姑爷，留下的财产有：猪一头；大小牛一对；两个池塘的鱼，最大的十五六斤一条；柴火，够两个儿子烧三年；稻草，够两头牛吃两个冬天；存款：两万六千元。姑爷曾对做公务员的大伯说：“我跟你不同，我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土里刨出来的。”
    2011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就已达76岁，而一向身体十分强健、没有任何病痛的姑爷，仅活了68岁。葬礼结束的那天夜里，同表哥们喝过一点酒，我终于忍不住嚎啕。我为姑爷而哭，也为其他三个亲戚而哭——他们都不是寿终正寝。他们的连续离世，也让回想了近二三十年来家乡的众多亡人，结果却悲哀地发现：近十年来，在我的家乡，农民的平均寿命不是在延长，而是在减少。在我成长的80年代和90年代，我周围的老人活到七十多，一般没有问题，他们虽然一生辛苦、艰难，但起码一生平安，情感有依托。而现在，对于农民来说，60岁是个坎，70岁是大限，我身边的很多人，没有能够活到70岁。我不知道我的观察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也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它的真缪。但至少，在我的家乡，是这样的。
    四位亲戚，都不识字，但他们始终坚守人的本色，热爱劳动，每天与泥土打交道，无一不辛劳，无一不忍受，直到最后一刻。这也似乎是中国农民普遍的宿命。他们熟悉泥土、树木、牛羊、虫鱼，他们熟悉粮食、水土和天气，他们深知活在人间就要讲究礼仪和道德，但是，他们却被认为没有文化，他们的知识被贬低为不是知识，以致于让他们也自我认为“没有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讲自由、民主、解放、革命、变革……都讲了一个世纪，却从没有人想着要去为这无数的劳苦大众“解放知识”。
    在酒桌上，少不了听大家谈起农产品的价格。我的家乡湖北L县，是全国板栗第一县，然而每到板栗大上市之时，价格通常就要回落到一到两元之间，今年是一块五一斤。这已经是延续了二十多年的情况了。有老人上不了树，又舍不得丢掉树上的栗子，就请人来打，结果卖出来的还不够付工钱，在收购点老人不禁放声大哭。板栗虽然大丰收了，然而留给父老乡亲的却是更多的哀叹，更多的失望。乡人们重复着讲了许多年的老话：还是要出去打工，在农村种田没有前途。但他们也没明白，自己算是快到头了，种一点是一点，儿孙辈却一定不能回来种田。劳动对于农民来说，早已不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仅仅是为了养活性命，为了到市场交易。他们抱怨市场，却把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农民太多了，种出来的东西也太多了，所以农产品不值钱。尽管2007年之后，农民不再向政府上缴税费了——那曾压在农民身上多如牛毛的税费政策终于被彻底终结了，但是，中国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实质性增长——日常消费越来越高，而在农产品市场，价格和价值依然处于极大的分离状态，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就是“非等值经济”。农民的劳动产品，一直都是在悄悄地被剥夺，除了哀叹“价格低”，除了放弃农业劳作去城市谋生，农民又有什么选择呢？
    像我的四位亲戚一样，留守农村的无数老人，没有年轻人的帮忙，独自承担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抚育孙子一辈；子女在外打工十多年、二十多年，平均一年团聚的时间不足十天。他们在精神上老无所依，只在最后一刻，才将孩子从遥远的城市唤回。但是，再见血亲最后一面，这个愿望于很多人来说，都永远没有机会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落，这便是雷蒙·威廉斯所谓的“现代悲剧”。想一想，中国大地上每天要上演多少这样的悲剧啊！
   “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到底，到底是谁剥夺了农民的情感生活？
    我在姑爷丧宴上的那一场痛哭，其实也是为我自己而哭——我一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读到大学本科，然后在县城的最好高中谋得一个教职，教书育人，虽然一生默默无闻，却功德无量，而且经常可以守候在亲人身边，但我却耐不住寂寞，偏偏要为了一份虚荣，一头扎进遍地枭雄遍地黄金的上海滩，去挣一个更高的文凭，丢下岁月日衰的父母在田间无声地劳作，丢下所有于我有恩的人而让他们的恩情成为我永久的亏欠。在父亲60岁的寿宴上，再也见不到了那几张熟悉的面孔，我给大家一一进酒，只为感激他们的恩情，祝福他们平安。但是我的感激和祝福，于他们又有何用？他们依然不得不边咳嗽边在田间劳作，依然不得不忍受着情感无处安放的孤独，依然不得不迅疾地衰老。
 
                               二
    在姑爷的丧宴上，坐在我身旁的是天性乐观的继生哥，他是我们村的“创业第一人”，近二十年来，承包了大面积的山地，先后种过松树、杉树、西瓜、板栗、天麻、茯苓及其他草药，做什么什么亏，依然屡败屡战。今年，他的板栗和茯苓又亏了，一气之下，他砍光了板栗林，计划改种苍术、泡桐和茶叶。我的家乡海拔近千米，山上有大片野茶，自生自灭，没有人来开发它。继生哥想发动农户都来种茶，注册商标，成立茶叶合作社。但是村民不信任他，就算他愿意免费给大家提供茶种，也没有人跟他走。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多年与市场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让他对形势看得很清楚，他对我说：不久以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投资下到农村来，这些投资定会和地方政府合作起来，从生产到销售都统了，如果农民不成立合作社，散兵游勇式的劳作方式根本没有出路。他说的其实就是“资本下乡”，却不会用这个词。
    我们还谈到土地的问题。那些远离乡土的农二代、农三代，早已对土地，对农村充满了厌弃。就像表哥所言：“在农村真是没有前途，就算我现在回来，每个月有两千的收入，我都没有眼睛望它一下。”不难预想，接下来，农村的大片山林、田地将会流转到大资本的手中，农村的公共建设用地、农民自己的宅基地，能卖的将会被卖掉。那么，农民还剩下什么呢？贺雪峰先生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民进城，为城市建设、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中国农村如此艰难，但还能正常运转，就在于农民有打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当城市出现经济危机之时，当农民进城失败，或者年老力衰之时，他们又随时可以退守农村。农村不仅是农民生活上的归属，更是精神上的归属。尤为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种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使得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危机和就业波动的能力，也使得中国能够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城市出现大规模贫民窟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当农民退出了农业，当农民流转了田地，连宅基地都要失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最热爱的诗人海子，在他的第一首成熟的诗作《亚洲铜》中，写有这样的句子：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喻指东方的黄土地。但对于无数的农二代、农三代、农N代来说，未来的问题也许不再是“回不去的家乡”了，而是“无家乡可回”。在失去我们的“亚洲铜”之后，我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蜗居城市，与高房价高消费决战，与权贵资本主义决战。诗人郑小琼在对女工长达八年的跟踪调查中，她的感受是这样的：“她们依旧用肉体直搏生活，跟她们交流，我无处不感受到压抑之后在她们心里积聚的暴力情绪……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积聚的暴力，或者被压抑的暴力会成为一股怎么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扭曲！”可是绝大多数人感受不到这种暴戾之气，看不见地火在无声地运转。
    当农民逐步丧失了农业劳动的主体身份之时，当农N代怀着对乡村的鄙弃，纷纷出让土地之时，我们这些在娘胎里就被额上刺字的农民后裔，也将真正失去故乡，失去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我们将无路可退，——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2013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