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专家的说法，超过45岁的农民就已经进入“老年劳动力”的行列了。中国九亿农民，除过两亿多人进城务工，留在土地上的还有近七亿，其中劳动人口三亿多，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老年劳动力。
    随着老年社会的阔步前来，对于未来农村谁来种粮食养活全中国的问题，很多专家学者充满了忧虑，但贺雪峰先生认为：老人农业有效率，我们应该对中国小农经济有信心，对老人农业有信心。毫无疑问，这已经是被十多年来的中国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而且，贺雪峰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20—30年，进城农民中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都难以体面地融入城市，到年龄比较大，在城市就业已无优势时，他们就要回到农村，好在他们还可以回到农村。”“在未来的20—30年，中国农村以中老年农民为主的农业人口，仍然数量庞大，且他们需要以小规模经营来作为获取经济收入和展开人生意义的场所。他们是进城失败的人口，是城市淘汰留下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种田几乎不计算自己劳动成本的群体，这样的群体种田，尤其是种粮食，就具有任何资本下乡进行规模经营所没有的无比优势。”
    ——顺便说一下，我非常喜欢贺雪峰先生的书。他的文字给我的常常是满满的感动，因为他总是能够深入田间地头，站到“小农”的位置，思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这些农村大学生，自读中学起就已脱离体力劳动，对农村的种种问题，虽充满困惑，却始终无法弄明白，而绝大部分农民“虽知而不能言”。很多事情，是贺雪峰先生给我们说明白了，也给政府说明白了。正因为如此，我总是给朋友们推荐贺雪峰的书——忙于会务的当政者可能没时间看他的文章，但我们这些根在农村的人，却一定要读一读，搞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来的。
    贺雪峰先生认为“老人农业有效率”，我也认为“老人农业有效率”。
    但是，从我今年回乡观察到的现实来看，我突然意识到，要维持比较有效率的老年农业，有一个前提，贺雪峰在《老年农业有效率》一文中还没有提及。我愿意以问题的形式来提出这个前提，那就是：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农村老年劳动力是否还会像今天的老年农民那样，依然对土地，尤其是种粮食，还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和信心呢？
    我家所在的那个小组有20来户人家，属于库区，山大，人多地少——70年代修的水库，祖上的好田好地绝大部分都淹没在水下。我们小组，历来是被全村公认的最勤劳的组。但是，这几年来，除过那些空巢家庭，剩下的至少有九户不种粮了。这几户人家，有两户户主是年过六十的老人，其他几户的主要劳动力都不到五十——除了种一点板栗，他们主要是靠着子女从外面寄回来的钱买粮吃。依然保持辛勤劳作习惯的，主要是那些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而且，他们也基本只是种些水稻，种小麦的人家越来越少了。而我们镇，处在平坦地带的农户，不种小麦已经很多年了，种油菜的也日渐稀少——以致这些年来，放蜂人也不来了。
    同时，在那些种田的人家当中，种水稻完全不打农药的人逐渐增多，打农药的一般也只打一次或两次——而在以往的年月里，一季水稻至少要打三农药。难道是他们的环保意识得到了极大增强吗？非也！他们说：“反正粮食不值钱，种田划不来，粮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了。你可以算一下，一亩田不到一千斤粮，刚脱出来的谷九毛钱一斤。种田根本就是个折本生意，还不如种点放心粮自己吃！”
    最近，武汉大学的学生项伟给我的QQ留言，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组在‘平畈’（小平原），50多户人家，许多田都荒了，或者改种劳动强度稍小一点的棉花和花生、大豆一类的杂粮。50岁左右的人，基本不愿意种田。因为他们还有一把子力气，可以帮小工。现在农村的工程多，如私人建房，公家修路，田园化，建新农村等等，都需要劳力，工价每年都在涨，今年每天混8个小时就可以得100块的工钱，如此算来，帮工比种田划算得多。我们那里，多数家庭只种经济作物，农闲时60岁以下的男人，40多岁的女人，都去帮工了。到处都是工程，包工头四处求人去帮工。我爷爷都72岁，还有人上门叫他去修路，100块钱一天，我全家坚决不同意。”
    笼统来说，在今日农村，同是老年劳动力，对待劳动的态度，六十岁左右的与五十岁左右的农民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一辈子生活在土地上，只是断断续续地去城市打过工，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基本还保持着对土地的感情和劳动的习惯，田地舍不得荒芜，该种粮食的时候还得种一点；后者则不然——他们一般都有着在外打工十多年的经历，有一定的积蓄，而且非常熟悉城市，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的巨大反差，种粮的付出与所得又远远不成正比，这在极大程度上伤害了他们从事农业的积极性。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在本地打工的机会。
    种田划不来，劳动不值钱——这种普遍的情感挫伤，早已在农村人心中扎下根来。做父亲的日晒雨淋地劳作半年，种出一季粮食换成钱，不如儿子在城市打工一周两周的收入。想一想，谁不难过？而且，那些不种田的农民，正以“脱离田地”为荣，嘲笑那些起早摸黑，仍在土地上劳碌的人呢！而那些被嘲笑者，也时时在为自己看来要劳碌到死的“苦命”而哀叹，自责。
    农村变成了这样，正如王晓明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所写：“不用说，事情的关键之一，是农产品的价格太低。今天这样的极度贬抑农产品的全球价值和价格系统，是现代的一大病态现象。”“农产品的价格之所以被压得这么低，主要是因为定价权不在民众手中，更不在农民手中……正是靠着把农业和农产品死死地踩在脚下，那些今天看来是越来越弊大于利的‘现代’工程：大工业、城市化、军火工业、虚拟经济、知识经济…… 才得以疯狂扩张……”
    农民种田，虽然常是不计成本地投入，但是，极低的农产品价格，勉强维持生计的劳作，早已在农民心中刻下一道又一道的伤痕。我们的爷爷在土地上挣扎了一辈子，我们的父亲还在土地上坚守，而在这个正积极融入“极度贬抑农产品的全球价值和价格系统”的当代中国，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能够说服我们这些城市的失败者，将来愿意回到土地上子承父业呢？又有什么理由能够说服回到土地上的“未来的我们”，除了为自己生产粮食，也乐意为全中国人生产粮食？
     丝毫不难想象，以“80后”和“90后”为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他们在城市里耗光了人生中最富有活力的二十多年青春，而突入跨入老年劳动力的行列之时，且不说他们是否具备种田的技术和能力，单就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和对待土地的感情，跟他们的父辈想比，又是何其远也！
    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文化生活已荒漠化多年，农业劳动早已不是一门可以提供生活乐趣的艺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更是越来越疏离了。如果，不能让农民通过农业劳动实现人生价值，不能让农民通过农业劳动重拾自尊，农民与土地的感情没有得到重构，农村人与人的共同体没有得到重建，那么，“老人农业有效率”这句话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如何保证农民有愿望，有积极性地通过种田来“获取经济收入和展开人生意义”？除了要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恐怕还必须从“心灵的重塑”方面做反思。
    说到底，我还是没有贺雪峰先生对于未来的那份信心。我倒是记得前些年莫言说过的一些话——莫言先生直到今天还时时担心中国会出现饥荒，因为他的童年经历告诉他：别看粮食在今天的中国堆积如山，但是说没，眨眼就没了。
                                 
             2013/10/18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