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客套寒暄──倪慧如老师一进门，便紧紧握住了陈明忠先生的手。  
 
　　这是久违的握手，也是历史的重遇——一个以西班牙内战和两岸近现代史为双重线索的重遇。 
 
　　十年前，作家陈映真主办的人间出版社，出版了倪慧如、邹宁远二位旅美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橄榄桂冠的召唤：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一书。为了偶然在西班牙内战史料之中发现的、疑似为中国战士的姓名拼音，两位作者凭着一股难以想象的热情、毅力，甚至幸运，走遍世界各地。通过无数的口述与资料征集，竟然发现战云密布的20世纪30年代，有百名中国志愿军为打倒法西斯而在西班牙战场上活跃着。 
 
　　然而这本书不仅仅是中国志愿军的故事。 
 
　　故事，其实是以两位作者的探寻过程为线索而得以重建的。因此我们也能随着故事的展开，而重新经历两位作者为了追寻这段历史而不断遭遇的挫折和惊喜。实际上，故事也往往因为这些惊喜而出现新的延伸。比方原先以为是中国人的志愿军，其实有的来自亚洲其他国家。而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各国志愿军，竟也有许多人在内战失败之后转往中国参与抗日战争（其中也包括知名的白求恩大夫）──于是，我们不但能借着这本书走向反法西斯的马德里，更能从马德里走向延安，走向世界上任何一个曾因国际主义而顽强战斗的地方。 
 
　　西班牙内战并没有来自台湾的中国战士，然而西班牙内战与台湾之间，却有着命运般的牵连。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来台不到两年的外省籍画家黄荣灿为此次事件刻画了著名版画《恐怖的检查》。虽然黄荣灿是在鲁迅木刻传统底下成长起来的本土艺术家，日本学者横地刚却发现《恐怖的检查》的主题与构图，同毕加索谴责纳粹介入西班牙内战的《格尔尼卡》非常类似。对于最后在50年代死在国民党枪下的黄荣灿来说，毕加索在格尔尼卡看到的暴虐和杀戮，也许同样是他亟欲为“二二八”死难的台湾同胞所控诉的罪行罢！ 
 
　　虽然倪慧如和邹宁远的追寻始于偶然的发现，却有必然的因由；即便他们的追寻并未涉及台湾与西班牙内战的某种联系，却始终未曾脱离台湾的历史脉动。70年代，他们和多数海外华侨学生一样，投入了汹涌澎湃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在“钓运”转化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同运动之后，他们不但因为社会主义的信仰而得以升华自己的思想，更积极投身台湾岛内民主化运动的支援工作──特别是1976年的“陈明忠事件”。 
 
　　“陈明忠事件”的渊源同样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二二八”。青年陈明忠在“二二八”后先后参加了台湾民主联军（谢雪红领导）与中共地下党。为此，他在50年代白色恐怖之中被捕入狱。此时他所戴上的“统一派”与“左派”的“红帽子”，成为他在1976年二度被捕的天然理由之一。虽然此次事件使他成为台湾最后一个死刑政治犯，但海外华侨与国际救援组织的大规模奔走终于使他免于一死。此间，邹宁远倪慧如的救援工作，起了非常关键而及时的作用──虽然直到90年代初，获准离台赴美的陈明忠才首次与他们相会。 
 
　　《橄榄桂冠的召唤》出版十年之后，终于另以《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为名发行简化字版。作为这本书十年以上的读者，我也终于在今年认识了作者之一的倪慧如老师。这些日子以来，总能在许多社运场合看到倪老师的身影。虽然她与邹宁远先生迄今仍在国外积极投入各种国际性的社会运动，但在多数情况下，倪老师更愿意倾听，而不张扬自己的实践。与陈明忠先生会面的此时此刻，也仍然如此。 
 
　　才在北京出席《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新书座谈会的倪老师，郑重地将这本新书送给陈明忠先生；陈先生也回赠了他的新书，用雕刻般的运笔题赠给“倪慧如、邹宁远同志”。不甘寂寞的我，也请倪老师为青年朋友们题字。她这样写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追求世界的正义与和平，从未停止过，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饱受磨难的陈明忠先生坚定地说：“我生错了时代，但我的路走对了。”倪老师则说，“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像我们做实验一样，也会犯错。但这些错误不能取消社会主义的理想。因为这些理想是正确的。”今年10月，是国际纵队撤离西班牙七十五周年，倪老师还将前往马德里。 
 
　　“现在的世界，也还是年轻的时候罢？”我开玩笑地说。 
 
　　倪老师说：“只要愿意，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