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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梦:别了,《读者》
关键词:读者
《读者》在温情脉脉的包裹之下完成了一场“变脸”,但“这种不肯直面人生的粉饰太平是在自欺欺人,它诱使我们放弃愤怒和反抗,对不公和不义逆来顺受。”作者也用看似柔软温情的方式对《读者》做了严肃的解剖。
别了,《读者》
 
余一梦
 


    我曾经说过,有好些杂志,从头翻到尾找不到一篇值得一看的文章;而每期《读者》上,总有那么一二篇能让人留下印象。

    到现在这个看法还是没变。但是,有些重大的改变的确悄悄发生了。

    我最初阅读《读者》,大约在1990年前后。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它还叫《读者文摘》。那时候的《读者》,封面简洁、明亮,文章纯净、热情,在一众杂志中显得超凡脱俗,卓尔不群。下晚自习后,倚在床头,或者将脚泡在热水中,看一会儿杂志,让绷紧的心放松下来,带着笑意入睡,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后来,它因涉嫌侵权而不得不改名,我好像也参与了应征。显然,原刊名的关键词是“文摘”而不是“读者”,新的刊名实在有些莫名其妙,但我仍然喜爱它,并时不时阅读它。

    这些年来,《读者》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和很多的荣誉,拥有相当多的粉丝。杂志的目录页有一个固定的栏目,名字叫“心声”,刊发的全是读者来信,每期一封,有时两封。信的内容没记住,总的印象,全是赞誉之辞,几乎无一例外。我书柜中有2004年的合订本,就以它为例,随便翻出几期看看:
“我连续三年订阅《读者》,它已成为我须臾不可离的知心老友。”
“在《读者》中,我看到了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文化氛围;我感受到取精剔糟的拿来主义的模范作风;我感受到朴素、纯洁、至善至美的人性。”
“我每天把读她当做必修课。”
“记忆力的衰退使我可以不负责任地忘记其他任何事,可每月两期的《读者》却成了我定时的企盼和快乐的源泉。”
——姑且相信这些赞美都是出自真心吧,可是,有必要不间断地占用金贵的版面吗?

    《读者》开创了一个定期地长年累月地自我表扬的先例,并由此形成了一种风气,《微型小说选刊》《特别关注》等多种知名杂志将表扬信作为一个固定栏目。去年,我偶尔翻阅《读者》,在目录页没看见表扬信,颇觉意外。再细看,哦,原来换成了优美的软文(例如2012年第20期),移到了杂志的最后面,而且也不再定期推出了。我又发现,《读者》新设了一个栏目,叫做微博互动。这个栏目也许是想实现杂志、作者与读者三方的及时沟通和交流吧?然而我留心看了看,发现它竟然成了表扬信的聚集地。以2012年第13期为例。当期互动栏共11则,竟有6则近似于表扬信。其中一则说:“从喜获《读者》,到难解《读者》,到丢弃《读者》,到重拾《读者》,到细读《读者》,再到珍爱《读者》,这个过程见证了我的成长与感悟。”借用一句新新人类的网络用语,“我彻底无语了”。

    武汉有一本著名的“三俗”杂志,和《读者》一样,先是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先是单一杂志,后发展成为传媒集团。显然,它也获得了市场营销的成功。其俗在于以纪实的面目刊发杜撰的情爱文章,以婚外恋、三角恋、无头女尸案等半真半假、稀奇古怪的故事吸引眼球,文章标题往往是“亲情战胜羞耻:同胞妹妹为兄再造‘命根子’”、“代母生子,孝女义举感动江城”之类,极富传奇性和刺激性。看似在弘扬真善美,实则诲淫诲盗,教人堕落。《读者》当然不会如此低级。可它也经常刊发子虚乌有的故事,来引导读者为人处世。朋友中有几个擅长此道,文章多次出现在《读者》上。其中一个,作品的主人公全是外国人,然而他没有出过国,也不懂外文。还有些杜撰的域外故事以译文的面目出现。文章当然允许虚构,这毫无疑问。然而,在一般读者眼中,《读者》是一本纪实性质的杂志,事实上它的一些固定栏目,如人世间、人生之旅、婚姻家庭等,写的也多是真人真事。正因为如此,那些不靠谱的人生故事才会让人信以为真,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

    《读者》虽然想洁身自好,独立风标,却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时文的某种毛病:一些作者习惯于截取某个名流的某种性格或者人生片段,敷衍成文。文章看似以小见大,实则以偏概全,因而给读者留下的人物形象是欹侧的,不真实的。这类文章似乎为《读者》所偏爱,往往被作为头条推出。而《读者》是有影响力的,他们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反过来会影响到一大批作者和读者。我的一位老师是其签约作者,《读者》定期约稿,而他因为不认同这种文风,只是偶尔寄去一二篇短文聊作应付。

    这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大问题。

    通常,《读者》被认为是一本小资杂志。它经常刊发心灵鸡汤式的所谓美文。其套路是:先讲一个小故事,再提炼出一句哲理或人生箴言。但它们往往似是而非,甚至不知所云。聊举一例。2012年第13期的卷首语《人生大器》讲了一个耳熟能详又真假莫辨的西方故事:有一次,英国王室在伦敦为印度客人举办了一场宴会,宴会由温莎公爵主持。大家觥筹交错,气氛很融洽。最后一道餐点结束时,侍者给每个人端来了一盘洗手水。看到银盘里清澈的凉水,印度客人端起盘子一饮而尽。作陪的英国贵族顿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只能将目光投向温莎公爵。只见温莎公爵神色自若,一边与客人谈笑风生,一边端起自己面前的洗手水,也像客人那样喝光了。于是大家马上跟着喝光,难题被轻松化解,宴会也顺利结束了。

    文章接着是如下一段:曼德拉说得好:“生命中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能再度升起。”然后作者评论说:“大器之人,语气不惊不惧,性格不骄不躁,气势不张不扬,举止不猥不琐,静得优雅,动得从容,行得洒脱。就像一朵花,花香淡雅而悠长;就像一棵树,枝叶茂盛而常青。他们能安安心心做好分内的工作,认认真真干好手头的事情,不为名利而争斗,不为钱财而纠结。”——愚陋如我者,实在看不出曼德拉的话与这个故事有何联系,也不明白作者的这段宏论与温莎公爵的举动有何关系,更不知道为了照顾一个人的面子而让一群人喝下洗手水是否“大器”。在《读者》选用的文章中,这不是最离谱的。有几个作者如刘墉、林清玄、雪小禅、张丽钧、刘燕敏等,颇为《读者》推重,然而说句实在话,他们作品“看上去很美”,却往往经不起推敲。

    励志,煽情,也是《读者》的拿手好戏。在一个成功学、厚黑学和宫廷剧泛滥成灾的时代,不应该对一本杂志求全责备。毕竟,教人奋发向上,或者催人泪下,都可以算是“正能量”。事实上,对一些特定的群体而言,《读者》已经不是一本时尚杂志,而是一部具备某种宗教特质的处世圣经。一位母亲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她为儿子写下这样的赠言:“当你快乐时,读它;当你受挫时,读它;当你迷惘时,读它;当你需要指导、呵护、慰藉时,读它。”(2004年第2期扉页)

    问题就在这里!《读者》习惯选择那些温情脉脉的文章,它们告诉你:虽然中国还有穷人,但有更多比我们更穷的人;虽然吏治腐败,贪贿公行,但与大形势相比,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虽然老板的要求无比苛刻,我们也应该承受和忍耐;虽然有毒食品层出不穷,沙尘暴和雾霾后先相继,前景仍然一片光明……这类文章,可谓用心良好,而且有时候的确可以使人减轻苦痛,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我知道,这个世界的确有无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需要抚慰,需要坚持下去的理由。然而我还是要毫不客气地说,这种不肯直面人生的粉饰太平是在自欺欺人,它诱使我们放弃愤怒和反抗,对不公和不义逆来顺受。迷醉的感觉的确美妙,而清醒后的痛感则会更加强烈;假若沉溺其间,长此以往,就像温水煮青蛙,会使我们的心灵在自我麻醉中窒息,我们的锐气和棱角在不知不觉中消磨殆尽。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我对《读者》最大的不满所在。

    多年以来,公司为每个员工订阅了一份《读者》,大家都把它放在案头,却似乎没有人认真看过。在领导和同事眼中,这份杂志代表着某种品味。我也曾如此以为,现在的想法则恰好相反。不知是它变了,还是我变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每天面对的世界,与《读者》中的场景迥然不同。

    套用表扬信的风格作个结语吧:从仰慕《读者》,到喜爱《读者》,到审视《读者》,再到告别《读者》,这个过程见证了我的成长与感悟。
别了,《读者》。


 
2013年3月18日

作者简介:余一梦,湖北红安人,生于1970年代,爱书兼爱写作,愤世而不厌世。现居湖北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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