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诞生和宣传中，“一流”始终是一个关键词。
    这不光是因为政府官员声称，和纽约大学合作办校，不为赚钱，只为办一流的大学教育。也是因为在访谈中，上海纽约大学的俞校长一口气用了三个“一流”：“我们没有退路的，要退就把办学目标降低了。上海纽约大学要保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育模式、一流的学生群体。”媒体则据此思考以下问题：这所一流大学，能否带来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鲶鱼效应”？更有研究者摆出激烈的姿态，认为只有鼓励国外大学直接在国内建立分校，才能真正逼进中国高校的改革。
    在这套论述中，“一流”又一次成为评价中国大学的标准。社会舆论要做的事情，也就变得格外简单。那就是敦促“一流”的兑现，期待更多的中国大学尽快“一流”起来。
    然而，“一流”成为标准，却并非毫无疑问的事。
    2000年，北京大学率先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在接下来的教改大讨论中，作为标准的“一流”便被大大质疑了一把。批评者指出，这个“一流”到底是要复制西方既有的标准，还是创造中国自己的标准？如果说，当年那么西化的胡适仍有“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见识，那么今天已经崛起了的中国缘何如此迷信西方的“一流”？这一问题一经提出，自然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原来中国还可以有自己的“一流”，却也带来不小的流弊——仿佛真有那么一套对所有中国人都有意义的“一流”等着人们前去开发。
    相比之下，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对“一流”的批评更显彻底。在他看来，凡承认“一流”可以成为标准者，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一流”本身毫无内容，它必须依附在其他事物之上才有意义。依附的对象不同，“一流”的意义也不同；它们不仅毫无共通之处，甚至于相互抵牾。比如，对研究者来说，“一流”大学意味着更好的研究条件、更多的科研时间、更优的激励机制。但这些对学生们来说，恐怕就不那么一流。因为研究者越是忙于申请课题、主持项目和全球旅行，就越少有时间专心于教学工作，更不用说出现在本科生的课堂上。对大学行政管理者而言，“一流”意味着良好的出勤率、百分百的就业率、毕业生进入世界500强的比例以及名列前茅的起薪。但这对教师和学生来说，却并不那么“一流”。因为它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更高的收费、不断降低的教育标准、数字化管理，甚至弄虚作假。对学生和家长而言，“一流”意味着更多的兴趣被满足、更好的就业机会、步入中产等等。但对大学的行政管理者而言，这样的“一流”则意味着他们必须随时随地接受市场的挑战，在不断“创新”中经营大学这门生意；而对教师来说，则意味着与“一切向钱看”的功利主义进行持久战。
    这些由“一流”而起的纷争，还只是就大学内部而言。至于一所大学对它所在的城市乃至国家而言，如何才算“一流”，将更是一番复杂的争论。所谓的“一流”，是指向所有人开放，提供更为公平的入学机会，还是指提高入学门槛，进行精英教育，为国家输送人才？是生产和传承具有特色甚至少人问津的文化，还是配合资本扩张的脚步随风起舞？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无穷无尽的争论，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但也正是在这里，“一流”作为评价标准的好处，显现出来。显然，作为标准的“一流”，其功用从不简单地指向一个“好”字，而是在于：既用空洞的词语掩盖了上述分歧，使它们隐而不显，又在实际形成的“不争论”中，赋予行政管理定义“什么是一流”的最高权力。毕竟，在众说纷纭之际，还有什么能比数字更一目了然，乃至一较高下的论据呢？于是，“一流”成为评价大学的标准，也就意味着统计和管理彻底取代文化价值成为大学的生存法则，经济由此获得横扫一切的力量，大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则进一步式微。
    雷丁斯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一流”的这番严厉批评，显然是希望遏制这股扼杀大学的歪风邪气。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个严厉的批评，不如说是一次准确的预见。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跨国资本的恣意流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大学，一刻也没有考虑过雷丁斯的建议——重拾文化价值或重回民族国家的怀抱。相反，摆脱大学局限于一地一国的旧模式，在全球规模的教育市场中展开竞争，成为它们的目标。这也构成了这些大学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的最大动力。有报告称，美国大学已经在中国拥有800多家分支机构。教育部的数据则显示，国内的这一类联合办学的机构和项目，从十年前的712个增加到了现在的1594个。
    纽约大学便是其中的一例。对它来说，在世界各地开设分校，从来不是受到教育使命的召唤，而是来自世界市场的神圣命令。当它自豪地宣称，“所有学生都有1至3个学期的海外学习机会，共享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时，其着力打造的便是这样一个不断升级，提供全球教育服务的新网络。纽约、上海、阿布扎比、柏林或者巴黎，学生们依靠这一网络，一边流动一边学习。在教育中，流动具有了绝对正面的意义；与之相应，无法流动或流动的权利被剥夺，则成为低人一等的标志或变相的惩罚手段。而当流动作为一种“天然”的价值，被全球大学体制固定下来，并内化为自我认同的重要原则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也将获得最大的滋养。因为一切临时的、弹性的无需企业承担责任的劳动力，都将依靠这一价值，自如地“有尊严”地再生产出自身。
    到了这一步，我们也就无法再把上海纽约大学，归入“接受国外教育就是接受更优质的教育”的这一立足于民族国家间竞争的老框架。显然，上海纽约大学并非出国留学的简易版——送到家门口的国外教育，而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新情况，即与跨国资本相匹配的全球教育机器的形成——跨国大学。这一新类型的大学，已经彻底告别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和经营自己的市场，并配合新一轮的全球化的经济，确立起一套全新的教育观念和价值体系。
    指望这样的跨国大学来促进一国之内的大学教育改革，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它要做的，恰恰是让隶属于民族国家的教育机构尽快解体，以便接收其庞大的市场，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也意味着，再像雷丁斯那样，以放弃生产文化价值或国家认同为由，批评这一新类型的大学，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本就不是它诞生的目的。在这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此过程中正被“无情”抛弃或绕开的国家的实际表现。
    不难发现，对中国政府而言，在追求“一流”、推动改革以及地方政绩的多重逻辑下，它对此种“合作”总是表现得格外积极。比如，在与纽约大学的合作中，上海市政府不仅无偿划拨土地，还将补贴所有中国学生在学费上的差价。略微对比一下中国政府在免费师范生政策中的做法，就会发现在这一桩跨国生意里，政府表现得颇为慷慨。尽管供养一名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要比培养一名免费师范生贵得多，我们却从未听说被资助对象需要与国家或政府签订什么协议来抵偿资助。于是，一个奇怪的错位出现了。同样是国家出资，家境贫寒的师范生需要感恩戴德地为国服务5年，而有能力出支付每年10万学费的家庭的子女，则只需扮演成功的消费者，负责自由流动。
    为国家服务者卑贱，替资本卖命者高贵，这本是隐匿在“一流”中的真理。只不过，在这桩跨国大学的生意中，更积极向人们传递出这一信息的，恰是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政府。看上去，它比跨国大学更急于宣布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已经变得毫无必要，也更急于将人们驱赶到全球化的自由/不自由的劳力市场之中。
    毫不意外，一个如此行事的政府，即便在课本中加入再多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很难有所收获，其效果不过是为日后的跨国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增加潜在客户。至此，如何评价如此行事的政府及其背后的国家，或许是今天任何中国人在奢谈大学教育改革或一流大学促进改革这一类的话题之前，必须首先说明的问题。否则，改革之举总以国家的名义做出，可实际开出的却是一张又一张饮鸩止渴的去国家的毒方。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