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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的黄昏
关键词:环卫工 归宿
环卫工的生存境况—那是主流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存在于我们的心里。当很多人遗忘了他们时,我们愿意做出记录,“回应他们的存在”。

编者按清晨赶早,总会在青湿灰黑的马路上,不经意瞥见远方推着推车的无名劳动者的身影。是的,他们是环卫工,一个在今天被视为“下贱”的人群。平素,我们大约很难遇到他们,也不会在意城市每个光鲜亮丽的清晨背后,是这些被黑暗裹挟的普通劳动者的辛劳付出;不会在意黑暗中的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存境遇。因为正如这篇文章的作者所说,他们的世界是主流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环卫工的黄昏》记录的是东莞莞城环卫工人的生存境遇,它像是一块带血的切片,让我们能窥见今天这个佯装大时代的小时代里普通工人微尘般的命运。推荐这篇文章,其意不在唤起大家廉价的悲天悯人,而是要让我们看到今天消费性的城市背后这些生产性的劳动者正在默默背负苦难与不公,并能唤起我们对这个时代“新工人”生存境遇的思考。
 


环卫工的黄昏

 

夏芝元是一个68岁的老人,湖南蓝山县人。他见人总是憨憨地笑,右侧掉了一颗大牙,笑起来更显出他的朴实。

 

他死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那件绿色的环卫服。

 

那天早上5点多钟冒着雨出门工作,回家以后很快就爬不起来了,上午10点多钟来了一个做医生的老乡,给他看了看。下午3点多,他躺在床上“呜呜”地呻吟,声音渐渐地弱下去、弱下去……

 

工友、老乡唐光忠说他是脑溢血,不过因为是回家才死的,所以不算工伤。

 

那天是2014年5月22日,“气温26℃到31℃,中雨,风力小于或等于3级,无持续风向”。

 

唐光忠多次处理老乡的猝死,已没有悲伤,在他看来,这就是宿命。

 

一个多月前,一场“环卫工被打”事件让他们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暴徒很快被警方刑拘,到现在,相关问题政府也已妥善处置。

 

事件告一段落,但环卫工的生存境况,无法让人忘记。

 

环卫工的生存境况—那是主流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存在于我们的心里。当很多人遗忘了他们时,我们愿意做出记录,“回应他们的存在”。

 

归 宿

李有才没有才,他不识字;也没有财,穷了一生。

 

他是东莞莞城街道一名58岁的环卫工,他最怕的事情是下雨。下雨也得工作,容易生病。一天只有40多块钱工资,感冒一次就要花几百元,没有社保,都是自己掏,掏得心疼。

 

夏芝元死去那天就是下雨。

 

他的家在戴屋庄一个老旧小区的3楼平台上,一二楼都是商用,3楼分布着住户们的杂物房。一间杂物房约有3平方米,他和妻子免费住在其中紧挨着的两间,住户看着心酸,也不赶他们走。

 

在“房间”旁边用油纸搭了一个小窝棚,就是厨房。没有水龙头,他们只能长期“偷水”,住户阿忠说,可能就是在水管上钻一个小孔。小区知道,但也因同情而放任。

 

他们跟3楼的住户们也没什么交道,只是跟阿忠比较熟。阿忠常常给他们一些肉菜,每年中秋节都给他们一盒月饼,他们感激在心,有时候就主动帮阿忠搬搬东西。

 

那天,妻子回了湖南老家照看生病的老父亲,只有夏芝元一个人在。上午11点,阿忠看到同乡的医生来看他,下午3点多就听得他呻吟声大作。阿忠心想,医生来过,应该没事,所以也就没在意。

 

随后阿忠出门,回来已是五六点钟。一般这个时候,夏芝元都在收拾扫地时捡回来的一些废品,叮叮当当地响,这天下午那个角落,却死一般地沉寂。

 

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工友见他没有上班,到家里找他,还开玩笑,拿棍子去捅他,骂他“懒虫”,才发现他已经僵硬,穿着他的绿色环卫服。

 

唐光忠说是脑溢血,不过据说不是在工作时间溢的,所以没有赔偿。儿女们过来,处理完后事,把夏芝元捡来的一大堆废品卖掉,全家人就都回了蓝山老家,不再来东莞。

 

今年过年,夏芝元夫妻还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起在这两间“房间”里过年。李有才说夏芝元很老,但是很健壮,力气很大,拉着满满的一车垃圾上坡,好像并不费力,谁知道这么快客死异乡,老无归宿。

 

客死异乡,就是归宿。

 

除了《南风窗》记者,至今没有其他人对他们的死亡表示过兴趣,他们自身也不感兴趣。经过细致的多方询问,记者记录下一份死亡名单,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东莞莞城街道的蓝山籍环卫工人:

 

十多年前,蓝山县毛俊镇沿田村人邓某阳(大家都想不起中间那个字),在运河西边冒雨工作,掉入河中溺亡;

 

五六年前的一天,下雨,晚上8点多钟,蓝山县毛俊镇沿田村人黄大哥,在金澳花园附近扫地时,车撞身亡;

 

2001年,蓝山县毛俊镇人唐仁响,工作5年,上班时间死于东湖花园附近马路;

 

2009年10月,蓝山县毛俊镇人钟金生,工作14年,死于脑瘤;

 

2010年7月6日,蓝山县火市乡人雷爱嫦,工作8年,连续加班6天后在岗位上突发脑溢血瘫痪,2013年9月22日死亡;

 

2012年4月,蓝山县毛俊镇人李先进,工作12年,死于肝病,父母儿女靠妻子继续做环卫工养活;

 

2012年,蓝山县毛俊镇人雷大哥,车撞身亡;

 

2013年7月4日,蓝山县毛俊镇人雷爱媛,工作6年,下班后突发脑溢血死亡;

 

2013年12月8日,蓝山县毛俊镇人谭代福,年仅18岁,未婚,死因不详;

 

2014年5月22日,蓝山县火市乡人夏芝元,工作8年,下班后突发脑溢血死亡;

 

还有信息不详的蓝山县人李格解,病亡……

 

环卫工人强调,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有一些已经记不起来了。有些人得到了几万元的补偿,有些人分文未获。

 

看上去,其中少数人的死因似与工作无关,不过工人们强调,他们没有社保,也没有过一次体检。

 

生 存

社保和体检都是奢侈品,工作仅是为了生存。

 

环卫工人唐世东说,在莞城,约有800多名环卫工人,其中六七百名是湖南蓝山县人。

 

这个县为何盛产环卫工?雷建基说,其实是盛产工人,该县总人口40万人左右,目前有6万多人在东莞打工,所以他们在东莞设立了驻地机构。

 

莞城街道这些蓝山籍环卫工,大多在50岁至65岁的年纪,大部分人在90年代中期到东莞工作。

 

时间往回推20年,他们都正当青壮年。那时,他们的孩子已经到达学龄,当时义务教育自费,家庭开支渐渐到达顶峰期。在农村务农,仅能获得一些粮食,难以得到急需的现金。而那时的东莞,在中国代表的正是现金,于是这些人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李有才1995年到东莞,那时工资是550元,妻子350元,虽然低微,但比在家里好。

 

做环卫工,意味着全年无休。“一年365天,没有一天假期。”李有才19年来没有回过一次老家过年,其他人也差不多,大年三十还要加班到12点,“创文创卫”更是加倍繁忙。

 

生病了,家里出事了,也不能请假,那就找人代班。代班就是把自己负责的区域让旁边的工友一起清扫,当天的工资就给代班工友。

 

所以,生病最麻烦,不但那段时间工资归于他人,还要出医药费,把相当一段时间的工资也赔进去。

 

一般来说,生病是因为淋了雨,所以他们最憎恨下雨。

 

一天扫地3次,清晨,天未放亮扫一次,中午12点到1点半扫一次,晚上七八点钟扫一次。

 

拿到的工资是东莞最低的工资—这个“最低”不是估计,因为他们的工资等于当年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标准就像专为他们而设立。

 

目前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310元,这就是李有才他们的基本工资。说是“基本工资”,是因为去年5月份开始还加了280元,这是每个月8天周末的加班费。除此之外,他们能够数出来的,就是一年几十元的意外险,中秋节的两块月饼,和大年初一的20元红包。

 

这个收入在东莞,如果考虑病痛、变故、礼节、习俗等开销,无论如何节省也不足以维持生存。

 

去年11月,邓秀来因为工作劳累过度,突发肠梗阻并发阑尾炎,做了一个大手术,花掉1.4万多元,由于没有社保,全部由自己负担,一年的工资基本打了水漂。

 

所以他们往往“打几份工”,额外的工作包括捡拾废品、当晚班保安、推着小车上街卖水果、帮人在街上发传单等。

 

夏芝元夫妻既捡废品,又推一辆小车到莞太路上的智通人才市场门口,卖切开的菠萝。唐光忠则在医院当晚班保安,他每天最多睡4小时的觉。

 

打心里,他们自己都鄙视自己的工作。

 

“这是一种最下贱的工作”,这是他们的自白。他们是一群没有社会存在感的人,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存在。李有才说,只有当环卫工们都不工作的时候,街上垃圾成堆,人们才能想起他们。

 

当然,他们偶尔也能收获感动。李有才的妻子邝竖英也是一名环卫工人,曾被公交车撞伤,一名附近的东莞本地人仗义出手,打电话给自己在交警支队工作的弟弟,帮邝竖英拿到了赔偿。

 

司机问这名本地人为什么多管闲事,他说,他们在我家附近扫地扫了十几年,扫得很干净,不能欺负他们。

 

对于邝竖英而言,这是值得说上一辈子的感动——她喜欢别人说她扫得干净。

 

“二老板”制度

58岁的陈延飞20多年一直在莞城做环卫,家里人今年已经劝他辞工回家养老,但他说自己还没到“退休年龄”,准备再干几年。

 

干劲十足的他,等来的却是被逼走的职业黄昏。

 

今年7月1日,莞城八大社区的环卫工作迎来了新的承包公司,新企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将这些已经老去的环卫工赶走,最后酿成了8月25日的暴力事件,导致陈延飞等多名工人受伤,陈延飞受伤最重,左腿骨折。

 

蓝山县驻东莞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站主任雷建基分析,新的承包公司试图赶走老环卫工,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无限期劳动合同带来的预期养老负担。

 

不过工人们不懂这些,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就是要减员,“原来三四个人做的事情,减到一个人做,不给这么多人饭吃”。

 

这种最朴实的逻辑,却恰恰说中本质。

 

起初,环卫工人们隶属莞城环卫所,是官方直管的单位。2006年开始“市场化改革”,环卫工作被企业承包。唐光忠说,就是按照人员数量、工作面积等指标,中标公司以一个全年打包价格从官方获得承包经营权,或自己经营,或赚上一笔钱后转包出去。总之,环卫工人的工资、福利此后就转由企业承担。

 

这意味着,承包企业全年收入是既定的,如果试图提高利润,约略有三个途径:一是降低管理成本,但这一方式的挖潜空间十分有限;二是压低工人待遇;三是减少员工人数。

 

第二点和第三点实施起来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性,而且考虑到在实施第三点的基础上企业仍然有冲动附加实施第二点,那么环卫工人的工资总是全市最低、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就很好理解了。制度本身,已经将承包企业和环卫工人推到天然的利益对立局面上去,企业和工人是一种零和博弈处境。

 

唐光忠现在负责6600平方米的清扫工作,按照两年前的承包价,每平方米为6.4元/年,那么这一区域里,企业能够从官方获得的拨款就是42240元。这一数字,约等于东莞一名产业工人当前的全年收入。

 

而现在唐光忠实际获得的收入是(1310元+280元/月)×12个月=19080元,不到官方拨款的半数,拨款大部分成为企业成本和利润。

 

不难看出,在不增加拨款,也无法规范利益分配的条件下,“市场化改革”事实上必然形成一种“制度性剥夺”。

 

在环卫工人们看来,正是“二老板”制度,直接导致了他们没有社保、公积金和其他合法福利。

 

老 去

如果取消承包环节,又是怎样的一番境况呢?

 

南城路,一段属于莞城,一段属于东城,同一条路上的环卫工人,待遇就有云泥之别。

 

属于东城的路段,由东城街道岗贝社区负责,这一社区的环卫工作一直未被承包,由社区直管。该路段的东城环卫工人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每月工资2500元,中秋有1000元节日费,春节有3500元节日费以及1000元红包,一年中有6个月发放高温补贴,每月150元,有社保,有公积金,每个月还有4天假期。算下来,他们的全年收入与唐光忠负责的清扫面积的官方拨款相当。

 

这让就在南城路上居住的李有才夫妻无法抑制歆羡之情。

 

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莞城八大社区的环卫工作由一家名为“绿宝石”的企业承包了两年左右,后来因为扣罚苛刻、无利可图而放弃承包。

 

陈延飞说,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每天都会派人去路面上拍照片,有垃圾的地方拍下来,就扣企业的钱,负责拍照的是原来环卫所的老员工,他们的收入直接和拍照罚款数量挂钩,所以积极性很高。

 

唐光忠那时还是“主管”,他回忆,一个月60万元的打包收入,最多的时候“绿宝石”曾被扣过23万元。原本被拍照以后,工人也要扣钱,但那点可怜的工资已经扣无可扣,企业也不忍心。“后来工资都发不起了,公司只好放弃了。”

 

去年4月1日到今年6月30日的15个月里,因为承包公司缺失,环卫工作收归莞城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直管,直到7月1日才迎来新的承包企业“聚某盛”公司。

 

赶人,按照逻辑顺延,并不意外地发生了。

 

对于环卫工们而言,老了,始终要面对某种归宿。当青春完全失落之后,回到离开几十年、已经陌生的老家可能也是最终的选择。

 

作为工人们仰赖的家乡官员,雷建基出面在当地政府与工人之间斡旋,连日的劳累让他中了暑,猛地仰头,喝一瓶药水,有几滴洒在《南风窗》记者的笔记本上,空气中一阵浓烈的藿香味。

 

他说,自己很想叫老乡们“回家”,老家现在也有了工厂,待遇比在这里做环卫工好得多。不过一下子安排不了这么多人,除了岗位,还有他们孙辈的读书问题要解决。“只能慢慢去消化。”

 

李有才习惯了每天清晨5点钟出门工作,协调期间的几天无班可上,仍然在4点多钟就会醒来。

 

有活干,他就不嫌辛苦。

 

“要说辛苦啊,19年来,2009年——东莞评上全国文明城市那一年——最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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