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其实不在于笑话本身，而在于受众的变化。可以想见，同样的段子，这个老师在十年、二十年前的课堂上是能获得一片喝彩的，而到了2007年的前后，以我们这代80后、90后大学生的阅历是完全无法赢得共鸣的。
《私人定制》也是同样如此，十几年前的《甲方乙方》能够成就中国贺岁片市场的先驱，但到了2013年，冯导加王朔加葛优的黄金搭档却也必须承认市场和口碑的双双失败。有人把这个失败归结于影片结构、语言等内在因素，亦有人从洗钱、植入广告等外在因素大肆批评。而冯导自己的总结呢，是在微博上大骂这些批评的人是“大尾巴狼”，或者，不妨借用电影中范伟的话说：“群众中也有坏人。”总之，变的不是冯导，变的也不是电影，而是观众。
无疑，冯导就像电影中范伟扮演的角色一样，觉得委屈和冤枉，觉得当官和拍电影都不能盲目地迎合群众。然而冯导和范伟所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之处，恰恰在这个群众概念上。
群众这个概念无疑是王朔和冯导所熟悉的，其在《私人定制》台词中出现的频率简直不亚于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然而无论这一概念在影片中是如何被挪移和借用以达到讽刺的效果，这一情景与今日整个大众文化的氛围却是格格不入的。只用快速地去浏览一遍今日流行的电影、电视、小说，特别是走纯粹商业路线的，我们几乎无法在其中找到任何类似群众这样的传统官方意识形态概念。
然而倒退回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文艺作品中却充斥着这样领导、群众、社会主义这样一整套的官方意识形态概念。且不说王朔、王小波的小说，单以当时流行的相声、小品为例：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中有警官与个体户、赵本山小品里有县长和农民、姜昆相声里的领导与下属等等。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冲突的双方往往表现为同属体制内的成员，尽管讽刺、针砭的对象是不确定的，例如赵本山小品中扮演的保守、世故的农民和王朔小说中假正经的领导，但二者仍然被置于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即便在朱时茂和陈佩斯的作品《警察与小偷》当中，这种足以被界定为敌我矛盾的冲突双方，仍然处在某种温情脉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交织之中。
这一点在王朔的众多作品中表现的十分明显。王朔的作品中充斥着对于传统体制的不满，其笔下的体制内人物，不论是官员、艺术家亦或富商，都处在一个被嘲讽、调侃的位置上。然而与此同时，无论是对权力、高雅艺术亦或金钱的调侃和嘲讽，却并没有塑造出一个与之对立的正面形象。王朔笔下的侃爷们，往往是些充满虚无主义的年轻人，他们玩世不恭、充满荒诞精神，没有理想和信仰。与其说他们代表了新时代的精神，倒不如说他们不过构成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空缺。王朔作品中的讽刺和调侃，实质上正是源自于透过这些青年身上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在场，来暴露其保守顽固和可笑之处。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无论是早期的《顽主》还是后来的《甲方乙方》中，这些年轻人尽管行为轻浮、言语不恭，但其台词中仍然充斥的是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诸如“地主家也没余粮”、“打死我也不说”和“我们就是活雷锋”等等。为什么要借用这套话语，归根结底之处在于虽然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然在改革的大潮冲击下摇摇欲坠、大厦将倾，但却并没有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来予以取缔。于是对于官府的不满，便只能通过这种反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表达。对传统的官方话语进行挪用、转义，但目的并不在于为其填补新的内涵，而是恰恰要展示这一传统话语概念的空洞性，从而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传统意识形态在面对今天现实时的空洞与无力。
例如在电影《甲方乙方》中的那句经典台词，“打死我也不说”。从表面上来看，“打死我也不说”意味着掩盖了另一个话语，而被掩盖的这个话语则意味着某个真相。然而在电影中，“打死我也不说”所指向和掩盖的却是这句话语本身，并不存在着另一个秘密和真相。借用这一处理，传统官方话语中革命烈士所追求的那个真理不存在了，舍生取义的义也消失了，宁死不屈成了自作自受的一场文字游戏。无疑，在这个话语转化中，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被解构了、被调侃了，被暴露出了其在当下的空白性。但问题在于，这一解构恰恰又是依赖于人们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神圣性的承认基础上。正是在于我们首先接受了传统革命电影中英雄宁死不屈的神圣性，接受了电影中英雄知道某个秘密的情节设定，我们才能把握住这一调侃的乐趣之所在。换句话说，这一调侃和解构的前提，正是承认官方意识形态普遍统治地位的依然存在。
而这种调侃和解构的程度无疑又是与八、九十年代的整个社会氛围相吻合的。彼时，市场化改革启动不久，老板的称呼开始流行、万元户的报道开始登上报纸和电视、大批的官员忙着停薪留职下海，传统体制正被一步步松动；但另一方面，多数人仍然就职于体制内单位，新闻上讲扶持个体户和民营企业经营的同时也仍然大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官方媒体依然牢牢把握着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一面是传统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越来越不适应新兴的市场经济，一面是官方话语的主导权依旧强势的存在。这种形势下，新兴社会阶层便只能通过对于主流话语的借用和调侃来小心翼翼地挑战官府的既有权威。
不仅在文艺作品中如此，在现实的政治领域中同样如此。80年代末学生上街游行，唱的仍然是《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90年代国企下岗工人，找政府解决问题时也是高举宪法中关于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话语的条幅。无疑，尽管市场的分化力量已经开始将传统共同体中的人们一步步分化成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但意识形态的滞后性却使得人们依然保留着对于这一共同体的政治认同。甚至在政府参与市场化的行动中，出现了如此吊诡的现象：一面是通过国企改制逼迫工人下岗，再造了无数除自己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一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理论来为这一改革进行论证。
然而到了今天，官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却被彻底终结了，而完成这一项颠覆性任务的正是被政府改革所引进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分散的个体越来越难感受到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必要性，集体主义的牺牲精神越来越被个人主义的享乐精神所取代。在新兴的网络媒体上，国家力量的滞后性使得各式各样的思想得到更为自由的交流和冲撞，个人的、阶层的和阶级的利益不再需要以统一的标准化的话语进行表达。一句话，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国家已然被分裂了。各式各样的主义、各式各样的流派、各式各样的组织充斥在网络上，甚至进一步在线下实体化。而官方话语在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然被彻底地边缘化了。这一现象，按照清华大学汪辉教授的总结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
在这一形势下，群众概念也就变得不适宜了。所谓群众，按照传统官方话语中的界定，乃是与政府或执政党相互依存，同处于一个共同体内部的。而群众与政府的矛盾冲突按照官方话语的表达也就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换句话说，群众对于政府的调侃和讽刺乃是官方话语内部所必然容纳的部分。然而时至今日，当多数人不再依附于政府而生存的时候，当多数人在生活中感受不到官方话语的现实性的时候，政府就由统一共同体的内部变成了一个外在的他者。于是，在舆论中，群众概念逐渐演变成了公民、纳税人，而公民或者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也从群众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和领导关系转化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
如此一来，政治利益和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人来说，越来越通过非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表达。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关心官方政治，也不参与任何官方政治的讨论和活动。在他们那里，官方政治不过是考试时必须掌握的一套陈旧话语，除此之外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联。但与此同时，各式各样非官方政治话语却在新兴媒体上广为传播。在宏观层面上，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和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无疑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并以五毛和美分的形象在官方媒体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在更多的民众那里，政治话语更多以更为微观化的方式得以表达，包括地域的、民族的、性别的、代纪的等等，甚至还有星座的乃至血型的。这种在微观政治领域表现出的各种政治话语的冲突，无疑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用韦伯的话说，这是一场“众神的战争”。
在这场“众神的战争”中，官方话语所面临的不再是内部的统一化挑战张力，而是外部无处不在的包围。但与此同时，各种非官方政治话语内部的冲突无疑也极大地减轻了官方政治话语所面临的压力，而这正是汪辉教授所谓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之关键。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想维持自己对无数分散的个体和无数分散的利益的正常统治，就必须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一项由哈佛大学对中国网络的调查显示，政府对于批判官方的言论不论左右都能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但对于任何可能煽动其群体性运动的言论都被快速删帖和追踪，哪怕其所表达的是对政府的支持。换句话说，政府所在意并不是其在政治话语上对官方政治话语的挑战，而在意的是这一政治话语转化为实际政治行动的可能。于是，这让我们得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又一个特点：“话语的狂欢”。
理解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三个特点：“去政治的政治”、“众神的战争”和“话语的狂欢”；我们便不难判断出冯导的《私人定制》乃至春晚在舆论上引起群嘲的原因。无疑，正如冯导自己所吹嘘的那样，他在电影和春晚中并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他甚至自夸自己是第一个在电影中对权力进行讽刺的导演。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范伟的喜剧也好、冯巩的小品也好，究其本质也仍然不过是对八、九十年代文艺作品中调侃和解构精神的继承，冯导和王朔的位置也仍然处在那个一面对体制有种种不满、一面依旧依赖体制领导的群众之中。于是，尽管冯导的调侃和讽刺在指向政府的同时也指向了自身（例如电影中那个一味追求雅的导演和春晚前的短片），但网民们依旧不买账。因为大家都知道，冯导这一自我讽刺之所以能够完成，不过是在展示他自己与体制的一体关系。
而在今天的中国，多数的观众所不能被唤起共鸣的，恰恰是这套传统的政治话语，无论其调侃是何等的精妙有趣，观众所能感受到的也不过是熟悉的陌生罢了。而对于众多活跃的非官方政治话语来说，尽管他们自己也不过是纯粹的“键盘战士”和“互联网革命家”，但对冯导这种在体制内“跪着造反”的态度，却不妨狂攻猛打，极尽批判之能事。
时代总在呼唤符合这一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而冯导的悲剧正在于他错误地估量了这个时代。当冯导大骂“群众中也有坏人”的时候，他所没有意识到的恰恰是群众已然不存在了，只有无数的个体对他这套无比熟悉的政治话语的无视和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