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9日，期盼已久的iPhone6就要来了！！有多少果粉们翘首以待啊！！可是，你造吗，为了这一天的期盼，有多少工人在加班赶点，还要接受严格的管控，甚至付出了生命？一个个工人的血与泪、劳累又苦痛通过消费品专递到了许许多多人手里，从更广的意义来说，资本就是这样不断的变身、流转、掩饰，成为刽子手。于是，当你从新闻中看到一起起的平民之间的矛盾甚至流血，还认为与自己无关吗？

    

     2014年8月20日凌晨一点多，深圳观澜富士康又发生一起命案——一个负责安检的工人用一把水果刀向另一名工人刺了三刀，其中一刀割裂颈部大动脉，被刺伤的工人流血过多死亡。

    

     看似是一起普通的冲动杀人事件，但很快，就有自称在富士康工作几年的微博博主“侠客工人”爆料：出事情的车间属于特级安保区，由于苹果6还没上市，车间安保非常严格，受害者急着要上厕所但安检要坚持仔细检查，双方发生了口角。负责安检的工人给受害者记了大过，受害者不服气，多次到厕所门口与安检的工人对质，双方又起了争执。在这之后，安检的工人拿了水果刀将受害者杀死。“侠客工人”表示，“大家都是打工的，一个杀人一个被杀，说白了都是被富士康坑爹的‘龟腚’（“规定”的谐音）害的。”同时，《南方都市报》也做出了“厕所安检发生口角，富士康发生命案”的新闻报道。

    

     从以上两方信息，我们可以大致明白血案的来龙去脉。就在举世期盼iPhone6诞生之际，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富士康工人加班拼点地赶工。为防止新一代苹果手机的泄密，他们接受着极端严格的、非人道的安检搜查，连解决基本生理需要的、天赋的“上厕所权”都受着诸多不合理的限制。另一方面，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富士康庞大的生产链将每一项监督机制都具体化到个人，把资本和劳动者的矛盾演变为了工人之间的个体矛盾，资本与工人的矛盾越深，这种个体矛盾就越凸显，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悲剧。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宏大场景同时存在的奇异景观——一边，是苹果公司越来越疯狂的市场逐利，美国时间8月20日的收盘股价突破100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另一边，在深圳的厂区里，工人每天机械化的作业，没有人去理会他们的情感与思考，甚至用一条又一条以保证生产为名义的规章制度去绷紧他们本就脆弱的神经。群体的无奈与恐慌被制造出来。2010年，当他们用“连环跳”这种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为自己不公的命运做呐喊时，我们就曾指出，这不是自杀，而是集体谋杀。今天，这种杀人终于再度上演，然而，真正的杀人凶手仍旧隐匿在后方。他们虽然没有明显的暴露出来，后期的处理方式却体现出了默认和心虚——新闻报道被最大程度的封锁，产线被解散，了解情况的相关人员也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再过一段时间，当iPhone6上市，一场关于消费的盛筵在全球轰轰烈烈的上演，没有人会知道为了制造出这种新奇感、炫酷感，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工人永远的离开了，还有一位工人可能为“杀人凶手”的罪名终身不安。

    

     这当然是数以亿计的牺牲自己生命、健康和快乐，不得不从事高负荷生产的中国工人的小小缩影。最近一段时间，类似底层之间的凶杀与暴力出现不少，从河北邯郸的几名工人制造矿难锤杀工友骗取赔偿，到湖北武汉的卖肾团伙5年卖出40个人的23个肾……当这一系列离奇的、恐怖的事件不断发生，已经逐渐变成了人们对新闻资讯的猎奇追求，或是笼统地给底层套上了一个“冷漠、无情、唯利是图”的标签。

    

     当然有人会认为，用这种工人之间的凶杀来斥责苹果手机是牵强的，这大多与工人自身的因素相关，他们这群年轻人心理脆弱，面对小小的压力就会用暴力方式解决，肯定有精神上的问题，不是偏执就是精神分裂。更有人把这个原因归咎到人性上，认为人性就是恶的，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一时之快，不惜利用暴力结束别人的生命。

    

     然而，这样的观点终归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少对于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宏观分析。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我们首先看到的鲜明的消费主义推动力。以苹果手机为例，自“教主”乔布斯从牛仔裤口袋中“神奇”地掏出一部既精巧又功能丰富的新型智能手机，时尚概念更多的介入到科技产品中，“拥有一部苹果手机”不仅是一种使用智能手机的需求，更是一种凸显时尚的标志。大牌的明星、炫酷的广告、靓丽的店面在大众群体中制造着对这时尚手机消费心理——无论多贵，要拥有一台苹果手机！这种消费主义对标榜现代化的企业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对产量和生产效率的超高要求；二是对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的超高要求；三是对消费者经济实力的超高要求。

    

     对产量和生产效率的要求，使得加班加点成为常态，对生产每个零件的时间要求甚至精确到了0.1秒。产线上的工人由此被机械化，被当做一个个生产的商品，在这样的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感受不到生产活动的意义，只是作为一个被动的“棋子”，执行着单调重复的生产。失落、无奈、找不到方向这一系列复杂的情感缠绕着他们，他们想在这个庞大的生产体系里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对刺激消费欲望的要求，为了保持新产品的“神秘感”，工人面对严格保密管理，甚至自由受到限制。而这两方面的要求，通常是通过工人之间的相互监督实现的——所谓现代的企业管理方法，在工厂内设立不同的监督部门，把监管一线工人当做专门职业。当消费主义愈风靡，这两项的要求就越高，工人之间的这种监管就越严格。在产线中缺失方向感的个体工人，面对这些严格规定和监督，很容易的把这种对于资本和生产的怨恨转介到直接监管他们的工人身上，个体间的暴力由此产生。

    

     此外，对消费者经济实力的要求，使得金钱本身越来越重要，催促着逐利成为一种时尚。金钱至上，消费追求，使得人的生命在此之中也不再重要。这时关于是否人性向善或是向恶的讨论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这样逐利已经把所谓的“恶”最大化，推动人们不惜选择用“恶”的一切换取利益，换取资本。而这后面的推手，便是资本扩张。

    

     接连发生的这几起暴力事件，并非“中国特色”。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开去，会发现新世纪以来，我们屡屡目击着类似的“恐怖事件”。齐泽克在针对伦敦暴乱的分析中指出，眼下的暴力事件，不是底层朝向压迫者的反抗，不是被欺侮者改变自己命运的流血。相反，它发生在分享着类似困境的底层群体中。换句话说，暴力正在变得“无意义”，只是为了发泄不满，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焦虑。这恰恰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所造就的“美丽新世界”——个人无法认清自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遭受的不平等，无法解释自己为何辛勤劳动，却永远不能在大城市里买到一套房子。于是这种社会性矛盾，就演变成了朝向最近的身边人的发泄。

    

     今天，资本无处不在，操控社会每一个领域，我们一切的社会关系都被商品化，人与人的信任也荡然无存。在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杀人的社会与精神结构并非根源于什么心理问题，更不是关乎所谓人性，而是赤裸裸的资本主导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制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必然生产出让世界惊叹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权利失衡和道德沦亡，事实上，阶层分化和社会仇恨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内生逻辑。这一切都来得这么猛烈，这么突然，让个体在心理上无法承担社会失序下的冲击。结果，价值崩溃、社会关系破碎，个体孤独、迷茫与绝望，我们集体掉进了一个去社会主义信仰的危机状态。杀人的结构已经形成。

    

     杀人，只不过是一种暴力的表面呈现，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齐泽克指出，暴力是一种救赎，甚至可以被认为“神圣的”，是对当下资本主义的生活逻辑的彻底反抗。他把暴力分为“象征性暴力”与“系统性暴力”，指出我们不能只看到象征性暴力的表象，而更应该透视到其背后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结构，即系统性暴力的意涵，他更进一步说，不能以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来理解暴力问题，才能让暴力具有神圣的超越性，和改造历史的潜能。

    

    

     齐泽克的观点呼唤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另类方案，这种方案蕴含了以暴力催生新的社会的可能性。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对新的社会没有强烈的诉求，只是一股劲的追究自杀与杀人的罪与罚，甚至期待在没有改变资本主导的社会逻辑的前提下，奢望廉洁政府和民主政体的到来，只能是空想。只有一种全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才有可能铲除官僚、抑制自杀和杀人，重建社会关系和道德价值，实现民主与自由。现在我们已经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正如罗莎•卢森堡，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过度进入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回野蛮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