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陈冠中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的政治小说《盛世：中国，2013年》。[1]他这样交待小说的成因：“我觉得2008、2009两年是中国一个新的阶段……除了经济上更富更强，人们的心态尤其是年轻人的心态也看得很清楚。中国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就是我小说里面的‘盛世’，可以说从这一年就更成形。……西方出现金融风暴，中国好像有点危机，但是一下也没事了；再加上奥运，等等。所以到2009年1月，我觉得可以写了，有时候你需要客观形势整个定型了，你才能写一个时代的东西。以前很乱的时候我还很难组织，但是2008年之后，现实帮我组织好之后，我的小说架构就出来了。”[2]当然，“盛世”总是和“危言”在一起。对作者来说，撰写这样一本小说的基本假设十分清楚：中国正在崛起，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大国”，但构成这一大国的基本条件却是党国的威权、无所不在的言论和思想的监控、民间信仰的缺失与空白、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共谋或妥协、社会中大多数人安于自身的物质生活主动遗忘或放弃自身的历史记忆——尤其是文革和八九年的记忆。小说所描绘的，是由这一系列条件构成的一个中国“盛世”。[3]紧随其后的评论，则无一例外地提到了《1984》中的“老大哥”或《利维坦》中的“巨灵”，指出它们之间高度的相似性。[4]

 

    作为中国大陆的读者，阅读《盛世》的感受是颇为怪异的。[5]一方面你不得不承认，小说摄录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社会犬牙交错的种种“怪现状”。其中，既包括作为庞然大物的政府、对思想和言论的监控、施密特和施特劳斯的流行、青年精英和官方的积极合作、知识分子和政府的深度妥协，也涉及了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盛行、互联网的监控、老百姓对国家威权的依赖，乃至整个社会被打包绑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思路之上。但另一方面，你又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当这样的摄录最终拼贴到一起时，小说与其说是勾勒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不如说是对它的暧昧裁剪。而之所以是这样的裁剪，恰恰来自于当前观察中国的一种他者的眼光。这样的眼光往往来自中国周边地区以及亚洲各国。其中，既包含着期望——毕竟谁也不认为当前这样的世界局势是理想的——希望有一个不同于美国式的国家理想的出现，实践一条不同于当前的现代化的替代性道路；又疑云密布、忧心忡忡，担心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过是威权政治的遮羞布，新出现的大国既不符合人们对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国家想象，也无法承载大国应该肩负的世界理想和责任，它的出现不过徒增全球竞争的强劲对手，对世界理想和人类的思想状况毫无补益。越是担心这样的“中国特色”，就越是容易在现实中捕捉和解读它的各色信息，并在现代国家的固有想象中将它们排列组合起来。于是，在这样的焦虑中，陈冠中只能一边将问题归结为成：“如果盛世出现，中国尤其是知识分子将如何自处？包括老百姓应该怎么自处，这都是需要有人发问的：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6]，另一边却只是在小说中技术性地处理“盛世”中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因为喝了官方统一加药的饮用水，除了少数有抗药性的人之外，全国人民都变得hi-lite-lite，洋溢着幸福感和满足感；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愉快地申请课题、出谋划策，和政府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所有人自动自觉地忘记了严打的28天，而官方的意识形态机器也乐于顺水推舟。显然，尽管有着对“新阶段”的感受和触动，但这些触动和状况并不足以撼动固有的现代国家的想象方式，而用来概括和收纳这些触动的，也就不得不继续征用冷战意识形态经典形象“老大哥”。如此一来，所谓的“新阶段”也就在瞬间变成了“旧故事”，一切都退回到对无所不在的国家巨灵的恐惧之中。

 

    在我看来，造成这一“退回”的，是那一种卡对未来的拭目以待和对既有的国家类型的坚持之间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尽管有对未来模糊的期待，但国家的类型和人民的类型却总是一一对应，什么样的国家模式决定了什么样的觉悟的国民，国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其实际发生之前，便已经被模式本身所决定。而这一决定判定国民和国家之间只能发生已经被确定的关系，而这等于意味着它们“没有关系”。[7]如果站在历史之外，对其进行归纳和总结，这样的态度不失为明智，然而在对现实的观察和预言中过于留恋这样的态度，却并不高明。在这一意义上，《盛世》的写作可以被视为一个有趣的标本，它的代表性也不限于中国周边地区或其他亚洲各国，而是深入弥漫到中国社会内部。

 

    然而，对中国而言，自08年以来，雪灾、奥运圣火事件、汶川地震、奥运会、金融危机、三鹿奶粉事件、食品安全问题……各种盛事和灾难纷至沓来。这不仅考验着政府的应变能力、社会自身积蓄的能量，也检验着人们思考中国和世界、国家与社会、国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能力，并提出了更为复杂地理解和想象它们的要求。当人们围绕着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展开广泛的争论，当争论一方越来越自觉地使用民主自由的宪章“检验”中国问题，而整个社会却越来越感觉到“阶级”这一概念的阐释力的时候，这一类老大哥式的“盛世”想象所忽略的，恰是当前中国正处于重新理解和想象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国民之间关系的十字路口。其中，又以“如何重新认识和想象国家”为当务之急。[8]这首先是因为，就内部而言，在构成中国的诸种力量中，由党和政府所垄断的国家是其中最为强势的一股，所有的资源和权力都由现实中的国家管理和分配，并给出自我解释。讨论中国问题，不可能绕开这一现实基础，也不应任由党或政府的意志垄断对国家的想象，给出条件反射式的非此即彼的呼应。其次，就外部来说，现代国家往往与资本主义互为表里，与资本市场的扩张过程相互促进。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倘若不能正视或无法说明其不同的国家性质，就不可能打消别国对其对外扩张的疑虑和不安。然而，较之于这两条相对外在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国家的构成、理解国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直接关联到如何认识和把握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基本困境，关系到如何在这一困境中确立国家的合法性的问题。显然，在整个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遇到的并非简单的“二选一”——集权还是分权，而是如何确立集中和分配权力的基本原则与理论依据的难题。如果只是把中国当前的统治形式笼统地称之为“集权”，便很难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权力的实际变化以及国民政治能力的增长/萎缩方式。借用托克维尔对“集权”的区分[9]，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改革所实行的往往是一方面通过解散政府集权来获取改革的合法性，冲淡人们对威权的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行政集权的毫不放松来保证整个国家的平稳运作。在这样的一放一收之中，权力集中的对象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也有不同的力量开始出现，新的声音得以产生，但这些力量和声音的结果往往加剧这两种权力行使中的矛盾，国家自我生长的能力因之改变，人们参与国家的政治能力、想象国家的方式势必遭遇极大的挑战。在此，在中国内部逐渐形成的强大的民族主义或新一轮的国家认同，不过是上述情况下各种力量的综合性的结果。对于这样的民族主义，无论持怎样的态度——认同、不置可否还是反感，都不能回避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人们日益强烈的对共同体乃至自身精神归属的要求。尽管他们提出这种要求的能力，又总是与上述三点的约束紧密关联。在中国当代社会中，个体往往无法完全躲避到既有的宗教信仰、现成的国际规范乃至约定俗成的资本逻辑之中。[10]然而，越是赤手空拳，越是处于全球化的迅速流动之中，就越是急迫地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定位自己，赋予自身以价值和意义，这恐怕正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无法逃避的问题。[11]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一轮问题——中国国家的基本性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形成新的国家认同的可能性等，构成了当前思想运动的动能。[12]

 

    至此，可以说，《盛世》的华服虽然精美标致，却套不住骚动不安的现实本身。但这一骚动的现实，却也同样无法轻易打发掉“什么才是对的”这一给未来以标准的严肃企图。不过，对今天中国的未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所应该依靠不再是老大哥式的盛世想象，而是必须首先把握既有的想象中国、想象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式。因为只有在此现实的基础上才有未来，也才可能对未来做出判断与要求。

 

 

    在《盛世》中，“28天的严打”和让人hi-lite-lite的药水，构成了作者处理国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在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着实不乏它们的对等物。区别在于，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严厉”，并不浓缩在短短的28天之间，而是蔓延和渗透在整个社会生活之中。无论是将《阿凡达》解读为钉子户传奇，以自焚的方式获取“危害社会安全”的罪名，还是“蚁族”“蜗居”的广泛流行、一个月内数起的校园行凶案、接连不断的富士康跳楼事件，都可以视为社会对此种“严厉”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又往往时时提醒着人们“不能忘记”。

 

    而与这样严酷的生活形成参照，让人物美廉价随时随地hi-lite-lite的日常手段之一，是国产电视剧。[13]2007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电视剧生产大国、播出大国，“目前，全国平均每天生产电视剧40集左右，在全国1974个电视频道中，播放电视剧的频道有1764个，占总数的89.4％。”其中，电视剧的广告收入已占全国各级电视台广告总收入的50％以上。[14]一段点评这样说明这一类国产电视剧的优势所在：“事实上，也就中国电视剧还在过中国日子。……中国电影里太多牛排咖啡加蜡烛，所以《闯关东》里看到酱牛肉，《团长》狂吃猪肉粉条，包括《蜗居》里海萍炒菜，就觉得电视剧还在传销中国生活。”[15]尽管国产电视剧的质量仍然参差不齐，生产和播放的体制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制作与批评的链条也没有充分地建立，但不容小觑是，中国的电视剧制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社会生活相互配合，成为人们理解和思考自身的重要手段。[16]

 

    作为大众文化产品，这样的电视剧自然不乏主流意识形态的弥合之力。[17]不过，正如凯尔纳所言，这一类的意识形态文本“常常含有文化研究应当审视和讨论的一些认知内容和乌托邦的契机。”[18]尤其值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往往带有非常正面的想象力。也正是这种想象力，震撼着人们，让人毫不吝啬地给予赞美之词。《我的团长我的团》便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证。表面上看起来，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一段被人遗忘的赴缅远征军的故事，在其播出后也的确掀起了重返这一段历史的热潮，但每一个观剧者，恐怕都不会将其仅仅视作一次历史的回顾，而是作为对中国当代社会一种高度隐喻。主创人员的这一意图，更是在结尾处显露无遗：透过镜头，曾经伤痕累累的禅达变得美丽而现代，每一个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在当下这一刻复活，他们不再是炮灰团的战士，而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以各自的方式，随着城市的节拍，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下去。而那些少数在战争中保全了自己性命的人——比如虞啸卿，则作为一个垂垂老者，在接受后辈对他的尊敬的同时，却被镜头善意地嘲讽。

 

    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的：“对于我来说，观看《我的团长我的团》的过程，就是在理解个体、个体的组织以及那组织背后的精神依托之间的纠缠。作为一部电视剧，《我的团长》未必能把这其间复杂的关联整理得非常清楚，但它作为一种大众文艺的样式，也的确用感性的方式，重新结构着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当代中国的精神状况，在这三者之间是一个逐渐剥离的过程，是将家国、组织逐渐从个体之上剥离的过程。这剥离旷日持久。而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我看到的是一种逆向的缝合，缝合着从个体到个体的组织，再到这组织背后的精神依托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个缝合的过程中，我看到的是那些已经被现代人弃置的“大词”，比如“家国”，比如“责任”，比如“希望”，比如“理想”，等等，在这里找到了新的落脚点。”[19]而这样的解读，可以在这一时期的非常多的作品中找到线索。于是，有人进一步指出，“原先文学中虚构、想象和思考的热情，如今部分被投入电视剧、动漫等新的艺术样式中了。”而电视剧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预流’新的艺术样式，点燃某种新的可能。” [20]这无疑是相当高的评价。

 

    也许是因为那些正面价值在这个社会已经缺席得太久，当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返回时，才会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和肯定。然而，当刘小枫如此抒情地写道：“安同志(编者注：《暗算》主角安在天)成了我的偶像：仅仅那张脸就是天生的道德形象———有信念、有好品德、坚忍，还很温厚、懂得体贴……”，并以自然道德来解读信念，试图为国家主义做更为深邃的辩白[21]的时候，当毛尖热切而坚决地捍卫此类电视剧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本身是有生产性的。……现在的连续剧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相当有水准，而有意思的是，这些连续剧不仅从过去汲取能量，还能转换出当代的一些被压抑的被否定了的能量”[22]——的时候，可以看到，电视剧所提供的此类正面想象的能力，正被各种观点所征用。冷静下来想一想，它们提供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家国的关系？这些已经形成自身特点和风格的中国电视剧，是怎么样来想象中国的？它们提供的是怎样一种国家的认同方式，这些方式存在哪些局限和问题，又代表着怎样的乌托邦的憧憬？这种方式和生活实际的严酷性之间是什么关系？生活的严酷性本身如何干扰这一认同机制的形成和传播？电视剧为我们提供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选择？

 

注释：

 

[1]陈冠中出生在上海，于香港长大。1990年代开始穿梭于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的工作。《盛世》中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个穿梭于两岸三地的文化人老陈。小说出版后，在港台地区引起很大的关注和反响，在中国大陆则被禁止出版。《盛世》的故事梗概如下：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陷入混乱。为了控制局势，政府开始了“冰火盛世计划”，在28天的严打之后展开经济复苏计划，和日俄联盟，成功使得中国在2013年进入盛世。有意思的是，此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变得有点嗨，他们嗨嗨地享受着盛世中国的美好生活，感觉到由衷的幸福，并对金融危机开始和中国进入盛世之间的那段严打的日子集体失忆。无论是官方的记载还是人们脑海中的记忆，都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同一天，中国进入了盛世。这样的“遗忘”，让一小撮仍然对严打有记忆的人感到不安，他们想要搞清楚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最终通过绑架了负责盛世计划的国家领导人，真相被揭示出来，至少被抓来的国家领导人如此坦白：是人们自己主动忘记了那28天，国家意识形态部门所做的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冰火盛世计划的顺利执行，是“天佑我党”。

[2] 《“盛世”里的知识分子》，《东方早报》，2010年2月7日，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2/07/content_194495.htm。

[3] 这其中的讽刺从小说所贡献“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中便可一览无遗：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

[4] 而刘绍铭在《“盛世”危言》这篇书评中，则将它和《1984》画上了等号：“在《盛世》感时忧国的何东生，跟奥布赖恩易地而处，相信也会对史密斯说类同的话。中国老百姓大多愚昧无知，而一党专政有利稳定，方便集中资源办民主制度办不到的大事。《1984》中奥布赖恩一再提醒史密斯说：‘党不是为了本身的利益而追求权力；党要权力，乃是为了群众的好处。’”http://news.163.com/09/1227/05/5RH4591T000120GR.html。相关的讨论文章，见http://www.21ccom.net/notnewsinfo.asp?id=56。

[5] 一方面小说被禁，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但另一方面，陈冠中放弃了版权，小说可以在大陆的网络上免费下载。

[6] 陈冠中：《“盛世”里的知识分子》，《东方早报》，2010年2月7日，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2/07/content_194495.htm。

[7] 然而，历史本身又往往告诫我们，这种“没有关系”的判定是多么的虚妄。正如竹内好在讨论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时所言，“那些被摒弃掉的黑暗角落里，会响起要求恢复完整人性的痛苦的呼声，再当然不过。”（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主义》，见《鲁迅与竹内好》，薛毅、孙晓忠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第436页。）一切的“没有关系”，总会以各种方式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展开关系。

[8] 就这一点而言，小说所记录的施密特和施特劳斯的流行，不过是它的征兆之一。

[9]托克维尔区分了“集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集权，另一种是政府集权，这两种集权方式总是相互帮助，彼此吸引，但并非无法区分或一味重叠，而是需要格外仔细的辨析。同时，他认为尽管“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以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这其中也包括国民的政治能力的再生。因此，对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这两种集权的结合方式，其所集中的力量的对比和再生能力，直接关系到其改革和自我生长的能力，并势必由此构成国民产生新的国家认同的基本动力。《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

[10]在精神状况中，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遭遇的往往是“三无状态”。没有宗教，它的反面往往表现为《盛世》以及不少三农问题研究者指出的基督教在中国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没有理想，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被打翻在地，当代中国人必须习惯生存于革命后的时代；没有信念，市场的逻辑、利益的原则显然无法提供生活信念的部分。所有这些都会促使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尽管这些方式是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挑选的——去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

[11]的确，正如王晓明在《新的国家认同及其未来》中所言，由08年的一系列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国家认同必须接受更深入的追问：其一，认同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其二，这种对“中国”的认同是经由怎样的精神和物质途径体验到的？但这样的理性追问的结果，并非消解对新的国家认同和想象的迫切需要，而是希望通过更为仔细的辨析来明确它，赋予它更为坚实的基础。更详细的分析见王晓明：《中国之认同的现实与期望》，《天涯》2008年第6期，文章发表时有删节。完整的版本，见《新的国家认同及其未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120574/。

[12]如果说2004年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时，人们对其评价很可能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话，那么2008年以来诸多的盛事和灾难，则为“想象中国”增添了更多实际可感的内容。如果说一直以来，“如何理解中国社会”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既有的理论无法说明现实或现实不符合理论的预期是一种常态，那么从2008年开始，人们又一次鲜明而强烈地感觉到既有的理论语言被中国现实抛在了后面。面对这一情况，中国知识分子也在持续地给出自己的判断。除了王晓明直接讨论国家认同的文章之外，汪晖着重讨论了中国国家的独立的主权性格，并指出理解改革时期的中国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演变”，而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中立性往往是由多种“并非中立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促成的”。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孙歌发表了《正视作为“综合社会”的中国》的演讲，反驳那些依赖抽象的人权图解世界和中国的做法，希望借用竹内好的概念，对作为“综合社会”的中国展开更为仔细的思考和研究，全文见《天涯》2010年第1期。

[13]在现代社会中，电视塑造和管理大众的巨大能量，早就有目共睹。新世纪以来，各地方台推出的娱乐节目更是层出不穷，充分反映着时代中大多数人的心态与观念。但针对本文所要讨论的国家想象的问题，笔者将把焦点集中在这几年兴盛起来并逐步日韩的中国国产电视剧之上。

[14] 详见《四问“世界第一”中国电视剧高产量背后的隐忧》，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2/29/content_7690783.htm。

[15]倪文尖、罗岗、毛尖、张炼红、王晓明：《“中国电视剧”的“中国气息”》，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3-9/167743.html。

[16] 这几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以讨论当代社会问题的国产电视剧，比如《双面胶》、《新结婚时代》、《马文的战争》、《蜗居》、《手机》等。年轻人的奋斗为何越来越艰难，住房和婚姻问题，官场腐败、媒体的种种怪现象，这些问题大多是触动人们神经的最直接的现实。

[17]这一方面的分析，参见张慧瑜：《弥合断裂与暴露伤口——关于“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两种历史叙述》，http://zhwm.cupl.edu.cn/newsinfo.asp?newsid=178。

[18]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商务印书馆，第191页。

[19] 陶子：《重构个人、集体与家国的思想关联——当代中国人精神状况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http://www.niwota.com/submsg/7045939。

[20]“预流”一词源自陈寅恪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 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些评论者提出：“我们把这个词挪用到艺术上， 是指那些对艺术有着独特判断的创作者，会在时代的潮汐中创制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形式。”见汪广松、高颢浩、黄德海《2009 年国产电视剧三人谈》，《上海文化》，2010年01期。

[21] 刘小枫：《密……不透风》，《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22]雷启立、毛尖、王晓明、张炼红、孙晓忠、倪伟：《“中国电视剧”的“时代之痛”》，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348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