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基兰·甘地本人接受大量采访，并写文章回应自己为什么不使用卫生棉条跑马拉松。她认为，社会对月经禁忌的文化建构都是基于厌女症，而她的行为正是在挑战这种对女性的隐性压迫。
几乎每一个古老的文化中都有专门针对月经这一哺乳类雌性生物正常生理现象的禁忌：人们认为经血会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进而把所有曾与经血有任何联系的人与物都看成是不洁净的。女性身体则成了这种禁忌文化的表征，关于月经的“不洁”及“污秽”的认知使女性在漫长的岁月中饱受羞耻和压迫。
-从神圣到污秽-
女性经血地位的变迁
“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其他物件，一人摸了，也必不洁净到晚上。”
——《圣经·旧约》
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被囚禁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这种屋子特地垫了木板，墙壁和窗户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她们的食物每天由专人从门缝里递进去，以免任何不必要的接触——她们不是被隔离的传染病人，只是来自有着“月经禁忌”文化的古印第安部落的刚刚迎来初潮的少女。
不少人认为，月经禁忌的产生和人们对血的看法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原始时代，血往往是和生命连在一起的。流血的野兽、敌人及其随后的死亡不由人不 产生对血的敬畏感。而女性规则地从生命的源泉按月流出的血更加强了古人对血的认知：血代表着生命、神力、避邪、战胜危机的神秘力量。
对月经的禁忌很可能最初起源于人类把牵涉到流血的行为看成是圣礼的倾向，妇女定期从自己身体向外流血的能力是让人敬畏的。据说“禁忌”一词原意本同时具有神圣和不洁两重含义，而其最初的含义就是“神圣的”，因为在人类和平的母系文化没落之前，女人身体和月经周期都曾被视为神圣。考古学发现了 6000年前能证明女性神圣存在的事实：刻有记号的骨头是最原始的日历，它们是女人用来记录月经生理周期的。原始社会的许多部落社会里，还会举行跟月经有关的特殊仪式，女子的月经初潮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远远比男子第一次遗精所受到的关注要多。
女神崇拜：来源于古代拉丁姆地区的内米女神，后与希腊神话中的阿尔忒弥斯混同
然而，虽然月经期间的妇女曾有着神圣的地位，但随着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变迁，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跌落，经血也逐渐被视为不祥的异物，开始象征着污染的负面力量，从而形成对月经的避讳——社会以这种规训企图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控制。
新几内亚的胡亚人认为，经血是最令人敬畏的恶的身体表现，经血在所有的物质中是最危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比明库斯库斯明人则认为，经血仅仅是一些虚弱的女性物质，并与疾病、创伤、腐烂以及死亡时的排泄物连在一起，承载着诱发巫术、神人灵交的坏影响和某些疾病的能力；经血是黯黑色的，不像父系亲属的血液那样是红色的，与经血的接触会使男人变得虚弱无力。
月经禁忌在欧洲也未能豁免，有欧洲文献这样描述过接触经血的后果：
接触了它，鲜葡萄酒变酸，田地变贫瘠，嫁接的植物会死去，田园的种子会干瘪，树上的果实会坠落，钢刀的刃会钝，象牙的光泽会暗淡，蜂群会死去；即便是钢铁也会立刻生锈，而且空气中将弥漫着臭气；狗只要尝到经血就会立即变疯，并使被狗咬的伤口染上一种不可救药的毒。
于是，西方对经期妇女的限制从未停止过：不准同男性说话，不能吃其他成员的东西，自己做饭，不吃带血的食物，一个人吃饭，不准哭泣，不准用香水，不准做游戏，不准清洁口腔，不准跟另一个来月经的女性说话，不准触摸婴儿或小孩，不准照镜子，不骑马或其它牲畜，不坐交通工具旅行，不横穿公共马路，须面向墙蜷伏而坐，只能在晚上外出，走路时须在脚上缚一石块，不碰儿童的玩具等等。它们中的一些禁忌至今仍在强制执行着。
无独有偶，中国人的月经迷信和禁忌，也在历史的传承中交织着各种离奇荒诞的故事，于神圣和肮脏中反复徘徊。
中国现代民俗学者江绍原在其著作《中国人的天癸观的几方面》中写道：
我国人历来对于这件赤色的物事，说也有趣，又是分为友敌两派的：有些人把它看作最可怕的污秽，极力的躲避它；又有些人却许为至宝，靠它奏种种奇功，连打倒帝国主义和成仙都在内！
总结起来看，中国人的天癸（月经）观解释为以下几点：第一，月经是一种污秽之物，与疾病、生产、性交及死尸类似；第二，月经具有使鬼魅和邪术家都畏惧的污秽力量；第三，经血与经衣能解毒治病，例如两性病、急病、受毒等；第四，天癸（特别是初潮）被视为人身的一种精华，与乳汁、大小便等相同，可与其他“人元”及天地精华合制成丸散丹膏（红铅）而服用，小到壮阳补血，大至益寿延年。可见，经血不仅有药的成效，亦是方术家用以辟邪的利器。
举例而言，汉族民间认为 “月经可以雷……取秽布盖头，雷不敢击。” 在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月经被认为是打败八国联军的法宝，义和团的拳民们从全城搜集到无数染有月经的布条，挂在北京的城墙上，到处是一片红色，认为能叫攻城的大炮哑火。但与此同时，又有“月经既行，秤、尺、斗等应用物品绝对不许女人跨过；某车夫因为车垫给女客污染了，洗涤以后，再烧串纸锭以祓不祥”的说法，指出了月经污血的可怕。
-身体羞耻-
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
“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她沿着昏暗的走廊往厕所跑去，以为那股浓浑的血腥气都来自她十四岁的身体……这时我姨妈只知一种极致的耻辱，就是那注定的女性经血；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淫邪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将毫不加区分地为一切淫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植根发芽，结出后果。”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
电影《金陵十三钗》剧照
作家曹聚仁在《无题》一文中批判过月经禁忌：月经，目可得见，口不可得言，笔更不可得而写，其势然也。摩登仕女高跟托托，旗袍飘飘，应乐声能作狐步之舞。然谈及月经，未有不面红耳赤者，其观念与烧纸锭祓不祥的车夫并无分别。
他把月经禁忌和女权运动联系在一起，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运动喊得振天价响，丝毫没有效果，人不解其故。……只要看月经仍保持神秘的意义，即不到城隆庙看密司拜菩萨，已可断定妇女运动的命运了！”
五四运动后，女子步入学堂
曹先生的话不算是危言耸听。事实上，月经这一特殊的生理体验，从少女开始的整个行经过程占去了女性生命中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时间，直到绝经才结束。女性在经历这些特殊生理痛苦时，受到的待遇也最能反映妇女生活的苦楚。很多女性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面对不断重复着的月经禁忌，反复体会对于自己身体的羞耻：当一个女孩初潮来临的时候，母亲或年长的女性亲属就教导她，月经是女人的麻烦事，经血是污秽的，要偷偷地隐藏起来，暴露了它会招致笑话……
关于月经的禁忌，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因素，但是绝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生理科学知识是否欠缺”这种单纯的文明和愚昧的分野。直至今天，关于月经的羞耻也在依旧在大肆传播着：几乎所有的的卫生巾广告里，呈现商品的方式都是使用蓝色的液体滴落在白色的卫生巾上，蓝和白色的色调欲盖弥彰地强调着某种“洁净”。而和经血类似的红色液体则从来不会用在商品示例之中。
卫生巾广告中都是使用蓝色的液体滴落在白色的卫生巾上，蓝和白色的色调欲盖弥彰地强调着某种“洁净”
女性正常生理现象和不洁产生联系的这一逻辑背后隐藏的性别内涵就是：女人是低贱而卑微的，与女人的身体紧密相关而与男人的身体无关的事物也是低贱而卑微的，它们不能享有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男性化的）——只能默默地发生，偷偷地被处理，悄悄地走掉。随着女性的月经现象普遍地被认为具有不洁的特质，女性的身体也因此成了污秽的象征。
女人与污秽的关系在人类学界已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玛丽·道格拉斯的象征结构分析是最常被引用来讨论女性经血与生产污秽的理论架构：“对肮脏的看法，包含着对有序与无序、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非形式、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肮脏的观念，它都是高度结构的，对它们的分析展示了这些深刻的主题。”因此，肮脏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和孤立的事件。无论在什么地方，肮脏都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一个象征的系统。
智利艺术家Carinaúbeda 将积攒五年的被经血沾染的床单做成装置艺术，床单像刺绣工艺品一样被固定在圆环上，从天花板悬挂而下，象征女性排卵。在这无声的抗议背后，她诉说着月经本来含义：汩汩热血里蕴含着生生不息
诚然，历史上的一些对月经在公共场合的避讳，在卫生条件糟糕的状况下，客观上避免了女性生殖系统感染。但总体来说，正是女性月经禁忌从私人领域胁迫女性，为她们创造出一种性羞耻，从而使她们在公共领域的道德关怀中处于劣势，强化了女性受歧视的地位。虽然，当初造成月经禁忌的男性至上的迷信，在今日的文明国家早已动摇，但是月经禁忌却化作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让人自发地对经血产生本能厌恶——它依然隐秘地构成我们今天厌女症的一部分。
因此，改变对月经的态度，对整个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承认女性自然生理周期的价值和整体性，需要改变对自然和人的肉体的态度——通过这样的转变，才能最终抛弃统治关系对男性至上的迷信，以及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