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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弱势者的空间——以上海为例
关键词:上海 弱势 空间
一座好的城市应该是怎样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组词:“民主”、“平等”、“共同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公共空间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弱势者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大小和好坏,可能是衡量城市生活的一个关键的标准。

    一座好的城市应该是怎样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组词:“民主”、“平等”、“共同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公共空间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弱势者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大小和好坏,可能是衡量城市生活的一个关键的标准。

   讨论城市中的弱势者的空间,上海并非一个让人愉快的例子。最近20年,上海的城市空间变化巨大,游客蜂拥而来,不少本地居民很自豪,兴奋的外国人也不少,我过去居住的那座公寓楼,现在三分之一住着外国人,其中许多是欧洲人。但是,这些变化的另外一面,却是本地“弱势者的空间”的不断变小和变坏。
 

   举三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其一,大批低收入阶层的市民迁往郊区。1980年代晚期,上海重新建立房地产市场,20年来,这个市场以令人震撼的速度大规模扩张,其后果之一,就是市中心的数百万居民迁往郊区,其中大部分属于低下收入的阶层。这是一种一半主动、 一半被动的交换:为了住进一套大一点的公寓,他们放弃享受城市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商业和公共服务,每天花比过去多一倍的交通时间去上班——如果有班可上的话。

   今天,往往是商业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决定一个地区的物价和治安状况。上海再次[1]形成了这样的空间结构:从内向外、一圈一圈、越是外围、生活条件就越差。市中心的居民,越来越多是比较富裕的中上阶层人士,在干净、漂亮、两边站着粗大的法国梧桐树的街道上,企鹅一般摇摇摆摆地散步。城市边缘区域的居民,则急匆匆地从一个地铁站走入地下,半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以后,又从另一个地铁站冒出来,用一位朋友的话说:和老鼠差不多。

   对企鹅们来说,上海是一个与其1920-40年代的外国租界差不多大小、基本可以步行的城市,从最好的餐馆到最好的电影院,十分钟就走到了。但对老鼠们来说,上海是一个巨型城市,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远得令人绝望。

  这样的情况绝非只发生在上海,也不只是中国才有。至少第三世界的大多数较大的城市,都有类似的情况:一座城市里,实际上并存着好几座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城市,企鹅们与老鼠——或其他局促紧张的生物——们的隔离,日益全面。

   其二,“非轿车族”的地上通行权缩小了。20年来,上海新辟了大批地面道路,更有好几条高架快速道,水泥巨蛇一般蜿蜒在高楼森林里。但是,如果你不是官,没有司机开车接送,也没有足够的钱自己买轿车或乘坐出租车,住处附近又没有地铁站——地铁站附近的房价都比较贵,那么,你的地面的通行权,和20年前相比,是反而缩小的。公共汽车一般不走高架道;大部分的地面道路,都将至少四分之三的路面划为汽车专用道,只留很窄的一条,给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走;许多新造的地面道路,都很宽,给步行者的绿灯时间往往极短,还不时有拐弯的汽车直冲到跟前:步行过马路,真是需要不小的腿力和勇气。

   我注意过几个亚洲城市,比如胡志明市、京都和孟买,在这方面似乎都比上海好一些,胡志明市的多数地面道路,都有大约一半,留给了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在我去过的一些欧洲城市,步行者所需要的腿力和勇气,似乎也比在上海所需的少许多。不过,如果城市交通的第一标准只是“速度”,没有如“公平”这样的标准从旁边制约它,上海的这种弱势者的地面通行权不断缩小的情况,恐怕会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普遍出现。

   其三,广场基本消失了。上海曾经是一个革命和政治气氛浓厚的城市,这表现在城市的建筑空间上,就是有多处大型的广场和会场,以及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小型广场和会场。共产党和政府在其中组织各种会议和游行;有时候,公众也在这些地方举行各种集会,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在这样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公共政治,是有自己的建筑空间的。

   但是,最近20年,这些大大小小的广场和会场,大部分都被占用或拆除,变成了商业街、购物中心和其他各种商业设施;有一小部分保留了下来,但也被改造为剧院或展览馆,必须买票才能进入。与此同时,借助piazza这个意大利文的词,越来越多的新建的购物中心,给自己取名为“广场”。也许十年以后,大多数上海人会忘记“广场”这个词的政治涵义,以为它就是一个商业消费的场所。

   缺乏自信的统治者,总是害怕广场和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的,当规划和改造城市空间的时候,他们本能地就想缩小——甚至消灭——广场。但今天,在上海,地产和其他商业资本,又以另外的方式,更全面地消灭广场,以及其他一切空旷的、可能成为广场的露天和室内空间。这其实也就是在重新定义城市的居民:你们只是劳动力和消费者,你们需要的,只是公寓、餐馆、购物中心和电影院……

   以我有限的经验,我很担心,这样的广场的消失,会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就算将大大小小的卡扎菲都赶下了台,也并不就能保住已有的广场。必须展开更艰巨的斗争,用思想、艺术和法律,讲清楚一个基本的道理:土地和空间,绝不能被当作“资产”来对待。
 

   上海并非只是让人沮丧。在弱势者的空间总体上不断缩小的同时,上海的市民也在创造低收入阶层可以享用的新空间。离我住处不远的地方,新造了一个购物中心,它的大门外,是一片大约500平方米、铺着大块地砖的空地。大约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购物中心迟迟不开张,天气不冷的时候,附近的居民就会来占据这片空地。晚上七八点钟以后,许多人来这里跳舞、做操、乘凉、聊天,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低下收入阶层,还有不少是附近工地上的农民工。那些每天来跳舞的人,每人出几块钱,合在一起,请一个也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每天用自行车驮来一个磁带录音机和一对老式音箱,那音箱快散架了,靠两根绳子捆着,却依然发出巨大的声音,你从很远就能听到那些1980年代的老歌,在黑黝黝的高楼间回荡。

   类似这样的新空间,在今日的上海到处都能看到,其中许多都不稳定,可能半年三个月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但是,这一块消失了,别处又冒出新的一块,上海的弱势群体,不是一点都没有空间创造的能力的。

   更有意思的是,这片空地也成了狗的乐园。大部分是附近居民家养的狗,有些人并不跳舞,也不做操,就是带自己的狗来会狗朋友,人起舞,狗撒欢,互相招呼,好不热闹。甚至引来了附近的几条无人喂养的野狗,先是远远地看着,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近,我不止一次看到,家养狗和野狗最终玩在了一起。平常时候,家养狗的主人多半要驱赶野狗的,但在这里,可能是人的自由进出的风气的影响吧,那些狗主人也松弛了许多。

   在今天的城市里,最弱势的还不是人,也不是家养的猫狗,而是其他非家养的动物:树上的鸟、河里的鱼、街边灌木里的小动物…… 越是高楼林立、道路纵横,城市里的非人类的活动空间就越缩小。今日上海,每天有多少猫狗鸡鼠,被碾成了路面上的一层皮?人类内部的倚强凌弱,和整体上人类对其他生物的倚强凌弱,一直都是互相促进的。所以,要了解一座城市里的弱势者有多大的空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它的街上的非家养的猫狗,是不是一看见人就逃。

   这些年,市民创造公共空间的努力,更多是用到了互联网上,由此开辟的网上的信息传播和言论空间,也就焕发出更多直接的公共意味。在这样的空间里发展起来的能量,有时候又会返回现实世界,和其他力量一起,创造出某种能强烈表达弱势者的意愿的现实空间、将街道等变为临时性的“广场”。2010年11月,成千上万的市民响应网上的号召,冲破警戒线,聚集到一幢因为地方政府失职而失火的大楼周围,表达强烈的不满,就是一个例子。

   这样开辟出来的现实的抗争空间,当然不能持久,几天后就消失了。但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尤其是这几年,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广泛爆发,却提示了,这种主要是借助传播媒介建立起来的公共讨论和抗争空间,有可能成为今后城市公共空间中一个最活跃的部分。[2]
 

   今日中国,城市化已成最大的社会工程。但是,当城市空间急剧膨胀的时候,城市里的“弱势者的空间”又如何呢?是同步扩展吗?比其他的空间扩展得快?还是慢?如果答案竟然是“慢”,那么,我们有可能改变这个答案吗?比如说,能够通过重新分配优质的公共服务——医院、学校、地铁、税收等等——来消除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吗?能够不断扩大公众的自主创造力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压力,打破资本增值的逻辑和政府的政治短视,创造各种新的非都市(urban)的城市(city)模式?

   有一点应该明确:“城市化是大势所趋”这样的判断,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想象城市未来的前提。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前提都不成立。如果城市化只能是目前这个样子,我们只能对它小修小补,大的框架和结构不能改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明确地拒绝它,而去想象和创造别样的社会模式。如今这样的正在世界各地疯狂膨胀、其实已经膨胀到头——例如在所谓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人类的长远生活无法接受的。我们不得不另寻它途。在这方面,开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思想和实践经验,[3]可以借鉴。
 
 
2012年8月  上海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1] 1950年代以前,上海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空间结构,但在1950-1980年代,这个结构曾被一定程度地改变过:市中心区增设了大批小型工厂,和数量极多的简陋的自建住宅……
 
[2]这似乎也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弱势者的公共活动,正越来越多地被驱赶到互联网上去,实实在在的社会抗争,也就因此受到媒体的运作逻辑的深度影响。这种影响的负面作用,容当别论。
 
[3] 此处所谓“经验”,是就广义而言的,既包含正面意义的启示,也包含负面意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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