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是当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是他在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界极具影响的一篇雄文。20世纪30年代斯迈思从伯克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先后在美国农业部、统计总署、劳工部、联邦通讯委员会等机构任职14年。之后在伊利诺伊大学教授传播学，直至麦卡锡主义时期因政治原因离开美国，回加拿大任教，并于1973年在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创立传播学院，在此任教至1992年辞世。

     斯迈思强调的非中立性特征，从而率先考察技术发展路线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联系。1971年至1972年间，他获得加拿大艺术理事会（Canada Council）资助造访中国。彼时正值第三世界解放浪潮风起云涌，美式现代化范式受到广泛质疑，“为谁发展，如何发展”成为学界焦点，尤其是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斯迈思以他独特的学术视角进行反思：假如现有技术发展路线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方式，而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又束缚了技术的可能性，那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能否走一条另类道路？斯迈思通过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考察“文革”中的民主传播实践，①发现了与其理论问题相关的线索。

     带着对另类技术路线的期待，斯迈思在中国访谈了科学、教育、媒体等不同领域的官员和学者，并向他们解释西方的单向电视系统如何为消费主义及威权关系服务。他建议中国设想一种更民主和网络化的“双向电视系统”：一套“电子大字报”，从而将原来服务于资本主义利润再生产的大众传媒改造成实现大众民主的传播手段。②

     然而，斯迈思发现，尽管毛泽东在著作中明确批判了“苏维埃 + 电气化 = 共产主义”的技术简化论，但中国的学者和技术官僚却依然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没有意识形态性的，只要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下，西方技术就会为工农服务”。斯迈思发现现代技术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遗产”阻碍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理解技术的政治性。这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可能涉及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成败。

     在斯迈思看来，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从“文化／意识形态”角度研究媒介内容，而没有从“经济／唯物论”的角度考察媒介技术，造成了研究“盲点”。他有破有立，用技术政治视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一要批判对资本主义技术路线及与之互构的政经关系；二要论证基于社会主义政经组织形式的社会主义技术的发展可能性。通过《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及后续文章③，斯迈思完成了他在技术政治问题上的一整套系统阐述：

     第一，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从技术研发到应用，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

     第二，技术既非现代化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亦非解决问题的“万灵药”（千禧主义）。真正原因是应用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第三， 资本主义之维系仰仗其技术路线和消费关系的发展（个人化、商品化、消费文化）。社会主义不能也不应重蹈覆辙，而要创造另类的技术文化路线（公共服务、群众路线、无产阶级政治），否则就有走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危险，因此必须进行“文化甄别”（cultural screening）。

     斯迈思使用代表中国社会主义技术路线和大众消费的“自行车”作标题，隐喻其问题意识。他希望中国解决温饱问题后能把社会发展之重点放在公共产品和集体消费上，而不要走资本主义式个人消费的老路。他希望此文能作为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位“家庭成员”的善意批评，因而在生前从未正式发表，而是通过外交渠道转交给中国高层。虽然中方并未回应，但此文的复印稿却在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当中广为流传，取得了“传奇般的”理论和学术地位。斯迈思本人更对其念念不忘，在1986年把自己留存的一份打印稿送给了当时刚去留学的赵月枝。

    对于“自行车之后是什么？”这个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年实践给出了答案：当然是汽车（以及私人汽车所寓言的一切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④

     1978年，斯迈思二度造访中国，来到改革开放伊始的上海。他发现当时中国已全面转向了消费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斯迈思敏锐地预见到跨国公司开始使用中国廉价劳力和土地为处于资本主义核心市场的信息业制造电子产品。这种对外贸易和技术发展政策“虽然增加了贸易顺差的可能性，但对资本主义技术不加甄别的接受却一定会在未来的中国内部产生一个技术官僚的精英阶层（technobureaucratic elite）”。斯迈思写道：“正如我所假设，毛泽东正确预测了中国社会主义斗争的艰难曲折。一切似乎都很明显，动力正在积聚，它将激活‘文革’结束后的阶级斗争”。⑤

     诚然，斯迈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其技术创新与发展模式的认知有被“文革”意识形态修辞所误导的成分。首先，当时中国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大众必需品。其次，他未能准确把握冷战局势对中国技术政策的根本影响，更不了解“文革”中尖端武器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两条路线斗争之上，而正是由军事引领的技术民族主义影响了“文革”后的“信息革命”。⑥

     尽管如此，正因斯迈思理论对当下的预见，在今日译介这篇四十年前的文章，反而具备了紧迫的现实意义。四十年间，中国成了全球电子科技产品最大的制造地，同时也是电子产品和汽车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围绕着大数据、云计算、转基因、电动汽车、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各种科技神话甚嚣尘上。自晚清以来，中国人似乎第一次感觉到，赶超西方工业和科技发展的百年迷梦即将实现。然而，正如斯迈思在文章末尾所写道：“中国要‘赶上’和‘跨越式’（leap-frog）超过资本主义技术发展，这个说法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可以用资本主义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不错，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之上，但社会主义如何走出自己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道路？如果是一条“另类”的发展道路，何谈超越一条旧的道路？

     社会主义中国在如何引领人类克服资本主义危机方面任重道远。这不但是斯迈思对中国的期待，更是当下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因为消费资本主义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危机已进一步加深，影响到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此刻，有必要重温斯迈思给中国人民的友善提示，重访他所指认的社会主义遗产。只有以历史的和政治的视野去重新理解现代技术，中国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之路。

参考文献
①D. W. Smyth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in L. Gross & W. H. Melody （eds.）， Ma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NY： Wiley， 1973，pp. 441-465。
②Yuezhi Zhao， “The Challenge of China： Contributions to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in J. Wasko， G. Murdock & H. Sousa（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MA：Wiley-Blackwell， 2011， pp. 558- 582.
③D. W. Smythe， “On ‘Technology’ and Commodities as Propaganda； Needs and Cultural Screens，”in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1981， pp. 217-248.
④同注②。
⑤同注③。
⑥赵月枝：《手机之后，是什么？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载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本文摘自《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原文系《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一文代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