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11年10月底。当时的北京遭遇了严重的灰霾天气。根据美国大使馆当时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北京的空气指数多次“爆表”（超过500），可谓“糟糕透顶”。然而，这一数据却与中国官方的数据相差甚远。以10月31日为例，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发布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32，仅为轻度污染，而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数据则是307，为严重污染。暂且不论当时美国大使馆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公众对恶劣天气的直观感受显然更接近于美国大使馆。对中国官方的不信任在微博等社交网络上弥漫开来，并掀起了关于雾霾的大讨论，为数众多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当时，这甚至成为了一起政治事件，北京为此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一部纪录片唤起了大众对中产阶级的环境问题的关切，并动员了一个广泛的行动者网络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向柴静致敬，因为在这场舆论事件中，她并不是唯一的能动者，甚至不是出于中心位置的能动者。但我们也需要学习柴静的动员手段，去思考如何在公共空间中将不可见的穷人环境变为可见的，如何呈现一个与穷人环境相关的行动者网络，让他们都切身地感受到自身的利益与穷人的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穹顶之下》展现了中产阶级的环境焦虑，但“穹顶之下”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穷人们的环境苦难，还需要更多的纪录片去表征。
正是这次事件让雾霾在公众的视线中从模糊的“雾气”变成清晰的“污染物”，在公共空间中从不可见变成可见的。此后几年，北京的雾霾越来越严重，并且这种恶劣天气开始逐渐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随着媒体对雾霾的大量报道、政府不断出台的治霾政策、企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减排压力，“雾霾”这个词已经波及了中国几乎的所有领域，开始从一个局限于环境科学领域的专业术语，成为了一个日常词汇。雾霾治理，似乎已经成为了环境保护的象征。
一、环境治理的行动者网络
今年2月28日，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多家网站在线发布，再一次引发了公众对雾霾的讨论。很多人的朋友圈和微博都被这个纪录片刷屏了，甚至那些平时对公共话题缺乏兴趣或保持缄默的人，也被裹挟进这个话题之中了。似乎没有任何一个议题，能够引起这么多不同圈子的人的讨论。这种情形让我们想起了美国环境运动之母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所引发的环保大讨论。
何以这么多人卷入这个讨论？有各种千奇百怪的看法将它归结为迎合民粹（或中产情怀）、政府公关、境外势力渗透、商业阴谋等等。无疑，《穹顶之下》与这些观点所提到的特定群体都存在相关性，但在我们看来，柴静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她让中产阶级、环境科学家、环保官员、中央政府、环保产业、传统产业、环保团体、公共意见人士等群体都对雾霾产生关切，认为它与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利害关系。这些群体与雾霾共同构成了一个遍布整个社会的雾霾治理的行动者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每个行动者都在不同的位置上界定着雾霾与自身的关联。也正是因为《穹顶之下》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它才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相比于去争论纪录片里的数据细节和叙述手法、以及国有化和市场化的是是非非，澄清该片所展现的雾霾行动者网络，显然要更有意义。柴静在片尾动员大家行动起来，那么，都有哪些“行动者”行动起来了呢？
行动者1：中产阶级
环保话语从诞生伊始，就有带有浓厚的中产阶级色彩。城市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异化生活，让中产阶级无比怀念乡村中的绿水青山，这种乡愁贯穿了环境主义的发展历程。绿色想象在历史上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批判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对人类生活的毁灭。然而，随着资本的扩张，绿色想象也被收编到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之内。“自然”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嵌入到中产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旅游产品、有机食品、绿色家居等，都在为中产阶级营造了一个纯净、天然的生态空间。然而，雾霾打破了这个生态，不仅中产阶级，甚至是上层富人，都在为此付出代价。在欧美中产阶级社会成熟之后，兴起了环境主义的风潮，中国也将复制这一过程。目前，中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率已接近三成，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会持续升温，绿色环保将逐渐成为一个社会潮流。雾霾，将成为他们切入这个议题的一个契机，正如当年农药残留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关注环保的肇端一样。
行动者2：环境科学家
学术领域存在着大量与环境相关的学科群，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有大量的学者以此为生。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公众对雾霾的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承受的越来越大的治霾压力、企业越来越多的绿色技术需求，都在无形中为他们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增添了筹码。以2014年为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关于雾霾和大气污染的研究合计有58项之多，而在2013年，还只有24项。不仅如此，社会科学领域也纷纷开始关注雾霾问题，同样在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资助了9项与雾霾有关的研究项目，而在此之前，仅在2013年有一个雾霾研究项目。显然，对雾霾的研究，已经开始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从2013年开始，中国知网上以“雾霾”为标题的文献爆发性地增长，从2012年的57篇上升到2013年的1716篇，并且这种猛烈的增长趋势一直保持至今。那些本来几乎不为公众所知的科学家，纷纷开始接受媒体的采访，向公众普及雾霾的知识和危害。他们试图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主导对雾霾的言说和治霾政策，而《穹顶之下》恰恰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契机。于是，我们看来，中国最顶尖的环境研究机构在此片中悉数登场。
行动者3：环保部门
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媒体座谈会上坦言“给她发了短信，我想向她表示感谢”，而在《穹顶之下》中，也不乏环保官员出镜。柴静的纪录片之所以得到了环保部的支持，不仅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呼唤环保，而主要是因为它配合了环保部在舆论、体制改革方面的设想。环保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8年成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1998年，它由副部级单位升格为正部级，2008年，改局为部，由国务院直属单位变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可以说，每过10年，国家环保机构的规格就上一个台阶，而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职权也在不断扩大。今年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扩充了环保部门的权力清单，它不仅取消了以往最高50万元的罚款限额，授权环保部对污染企业可以进行无限的惩处，而且还允许它有责令企业停产或关闭的权力。随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推进，可以预计还将赋予环保部门更大的权力，环保部将收归合并以往其他部门的监管职权，具有对国土范围内自然资源独立和统一的监管权。由于目前的环境监管和执法中，存在着责权不明、权限重叠的弊端，导致了环保部门的软弱无力，对此，更多关于环保部的扩权方案还在讨论之中，比如设立一个涵盖污染防治、资源保护和生态保护权限的大环保部，将地方环保部门在财政和人事上独立出来而成为中央下派机构。围绕《穹顶之下》的讨论，将环保部推上前台，而作为一个不断扩权中的部门，这些讨论也会让公众对环保部扩权有更多的支持。
行动者4：中央政府
有人怀疑《穹顶之下》是中央政府或环保部的一次漂亮公关，这样的说法过于阴谋论，我们无法证实，但是它无疑在很多方面配合了环保部，尤其是中央的一些政策动向。环保部的扩权并非简单地出于环保部的部门利益，也并非仅仅是出于环境治理的考虑，它还是中央收归地方权力、建立统一市场，以及产业转型等多重改革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向地方的放权让利，导致了地方政府公司化、权力寻租严重、地方保护主义、蜂窝经济等弊端。这场全面深化改革将可能会把地方政府的部分职能如司法、环保、社保、公共安全等收归中央，同时弱化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经营中的权力，理清地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这也意味着将打破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而环保，正是中央政府完成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契机，通过加强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责任，也同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可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行为。如果再考虑到欧美语境中的环境政治往往意味着加强中央政府权力，我们也就更能理解这一点。
中央政府对环保的重视，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之外，还有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经济考量。《穹顶之下》提到了一个段子：全球钢产量排名，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这反映的是一个事实，京津冀地区钢铁产能严重过程，这些过剩产能大都是落后产能，技术落后、污染严重。正是这些企业造成了京津冀地区常年的雾霾天气政府通过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也将倒逼它们升级技术设备，淘汰一些污染严重的产业，促成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转型（和转移）。政府发起的治霾行动，将成为淘汰这些落后产能，促成产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推手。
行动者5：环保产业
《穹顶之下》的热议，让大家对环保产业普遍看好，于是，环保板块指数全线上涨。可以预期，加上新环保法的颁布、环保部长履新、环保成为中央工作重点等因素，环保股将迎来一个长期的牛市。近些年来，环保产业一直保持着15%以上的增长率。未来几年，政府的治污行动、企业的设备升级、公众的绿色消费等等，都将培育一个无比巨大的环保产品市场。中国将可能形成一个欧洲或加州那样的环保产业利益集团，通过对媒体的入股和赞助，加强在公共舆论中的话语权，来维护自身的产业利益。《穹顶之下》致谢人名单里看到了不少果壳网的成员，当该片中的部分数据面临质疑的时候，果壳网也积极帮柴静辩护。耐人寻味的是，果壳网刚刚推出了一款号称最“科学”的空气净化器“小蛋”。这里面的关联我们没有必要去妄加揣测，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柴静的纪录片迎合了环保产业集团在舆论上的迫切期待，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一些有环保情怀的媒体人、文艺青年和科学家，将和环保产业集团携起手来，共同生产出大量的环保话语。
我们在此无法穷尽这个雾霾治理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雾霾治理及其公共讨论中，并不存在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群体，处于这个网络中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能动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考量。因此，与其说围绕《穹顶之下》的大讨论与其说是中产情怀、政府公关或商业阴谋的结果，不如说这是一场各种社会力量合力促成的结果。
二、穷人的环境主义
在众多的《穹顶之下》的批评中，有一类批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他们认为，《穹顶之下》所宣扬的情怀、品位、关切和建议，都是出中产阶级式的；它主张淘汰落后钢铁产能，却没有考虑为此所带来的千百万钢铁工人的失业；与穷人更密切相关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在此片中却没有得到呈现……这些批评共同指出了一个问题：在柴静向我们呈现的雾霾治理的行动者网络中，穷人是完全缺位的，它完全是中产阶级导向的。
不难发现，《穹顶之下》一片中有很多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式的想当然的设想，比如片子末尾动员每个人的参与，发起治污行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留意，首先，柴静所动员的个人参与，并无组织化的行动，而是一种中国特色式的“有事找政府”的行为，当然，鉴于影片存在审查方面的风险，我们对此难以苛求；其次，这种“从我做起”这种话语，带有浓厚的中产阶级色彩，它建立在一种个人主义话语之上，一切集体行动都被还原为个体的行为，每个个体都只为自己负责，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和交往的维度被忽略了。很多左翼人士认为，柴静没有呼吁中产阶级主动降低自己的高能耗的消费，一边享受着生产污染带来的舒适生活，一边抱怨和批判现代工业，这样的环保只是一种伪环保。这种批判无疑站在了一个比中产阶级更高的道德高地上，但是，如果有中产阶级拒绝SUV、素食、极简生活、严格垃圾分类……，那就是真环保了么？答案可能是否定的。齐泽克就曾经批判过，这种新纪元式的环保主义不过是中产阶级的鸦片，它是一种更为精致的伪环保。
一切基于“从我做起”式的个人行动的环保行为，都有可能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环保是一种公共事务，如果在公共事务中缺乏合作，个体的理性也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同样，个体的环保也有可能导致集体的不环保。因此，一切寄希望于“从我做起”的环保策略，都难以避免“搭便车”等公地悲剧的困境。在中国，这种集体行动困境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近些年来中产阶级们掀起的邻避运动——我们在此先不去政府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中的失职。在每一场邻避运动中，每个人都追求绿色环保，每个人都“从我做起”自发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最终的结果是，整个城市的集体利益被无视了，他们不关心这些工业项目能为本地带来多少新的就业机会，也不关心这些项目是否真的达到环评标准——经常被抗议的核电、PX项目的环境风险其实并不算高，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要在我的后院建项目。在邻避运动中，公众参与往往是通过互联网、短信等通讯手段相互动员而实现的，整个过程中缺乏专业NGO的有效参与，谣言所掀起的非理性恐惧淹没了科学理性的讨论。可见，这种缺乏协作、毫无组织的“从我做起”式的参与，它往往与环保的目标背道而驰。
柴静给出的环保行动建议带有中产阶级的区位，而在她呈现的雾霾治理的行动者网络中，中产阶级依然占据了中心位置，穷人的声音的阙如的，他们是不被代表的。雾霾的危害并不仅仅面向中产阶级，但它却是中产阶级最为关切的污染。城市对空间的特有配置，让城市居民与土壤和河流隔离开来，因此土壤和水污染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具有切身的意义。只有城市上空的大气，无视城市对空间的安排，同样笼罩在所有阶层的头顶。因此，大气污染是中产阶级最为可见的污染，他们比所有人都更需要蓝天。然而，对于身处农村空间中的穷人而言，土壤和水就是直接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相比于蓝天，干净的土壤和水对他们更有用处，因此他们也是土壤污染和水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穹顶之下》并未言明，相比于大气污染，中国的土壤污染和水污染要更为严重得多。雾霾问题主要是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转型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一阵风就能吹散雾霾，但水污染治理往往需要三四十年，土壤污染治理甚至需要60到80年。就算中国所有的工厂排放都达标了，我们仍需要为过去的环境欠账付出代价。
根据《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31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地下水污染尤为严重，在4778个地下水质量监测点中，有大约60%的监测点为较差和极差。另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点位超标率达16.1%。众多的地下水和土壤污染，农村居民为此承受了极大的身体健康代价。据研究显示，截止2010年有大约459个癌症村遍布全国，农村的消化系统癌症远高于城市，而癌症高发与水污染存在着直接关系。总体而言，农村的污染程度远大于城市地区，农村居民为此承受的健康损失也远大于城市。然而，底层民众因此承受的环境苦难，与公共舆论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并不匹配。这部分是因为政府对舆论报道的压制，但在更大程度上，还与农村居民缺乏公共舆论的话语权有关。于是，那些比雾霾要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看不见也触不到，它们不被表征，而仅仅以一种高风险、不确定、无边界的形态，与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生活缠绕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梦魇。
结语
不同的阶级身处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也各有不同。环境主义并不必然是中产阶级的话语，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那些不被公共舆论表征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穷人的环境问题，我们也将会走向一种穷人的环境主义。然而，穷人的环境问题，它所触及的并不仅仅是穷人，农村的面源污染，通过食品的中介，也会损害城市中产阶级的健康的损害。环境污染物是不确定的风险之物，我们难以精确地预料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什么人群带来危害。
一部纪录片唤起了大众对中产阶级的环境问题的关切，并动员了一个广泛的行动者网络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向柴静致敬，因为在这场舆论事件中，她并不是唯一的能动者，甚至不是出于中心位置的能动者。但我们也需要学习柴静的动员手段，去思考如何在公共空间中将不可见的穷人环境变为可见的，如何呈现一个与穷人环境相关的行动者网络，让他们都切身地感受到自身的利益与穷人的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穹顶之下》展现了中产阶级的环境焦虑，但“穹顶之下”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穷人们的环境苦难，还需要更多的纪录片去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