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冲动”的背后，不正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中产阶级之梦”吗？但现实远比样板房广告残酷——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和农民工差不多；坐办公室的白领程序员成了“程序猿”和“码农”；甚至连私企小职员加班过劳死也早已不是新闻。绝大多数既非官二代，又非富二代的年轻人，今天真的只要通过自己的只手打拼，就能在繁华的大城市站稳脚跟，拥有自己的甜蜜蜗居和温馨港湾吗？玫瑰色的样板房广告掩盖不了黑色的现实——美国人类学家Ann Anagnost告诉我们，“中产阶级”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打造的幻梦，我们所在的社会严重不平等和阶层日益固化才是真相。
告别“阶级”，迎来“阶层”？
199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史无前例的0.458，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但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分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阶级”话语仿佛已经彻底过时。Anagnost通过分析当时的主流学术话语和流行读物，发现这些作品并非没有看到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担心中国社会最终会走向极端。但它们都有一个共识：阶级话语已经不适用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著名作家梁晓声的作品《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梁认为，“阶级”话语只适用于生产力低下的社会。而在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改革开放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赋予个体更强的流动性，“在生产力发达而先进的时代，一无所有的人必是少数……由阶级而细分为阶层的社会不再发生阶级斗争。”除了梁晓声这样的通俗作家，不少社会学者也持如是观点。他们都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但都坚持改进再分配方式以缓和两极分化，从而促进社会公平。
这说明在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分配不均引发的焦虑一直客观存在，而且吊诡的是，经济越发展，分配越不均。然而，新自由主义化身为“阶层”话语和“中产阶级”迷梦，极力压抑乃至抹去这股焦虑，全面规训我们的生活。
“中产阶级”：“素质”话语的宠儿
Anagnost梳理了这个时代几个“关键词”。首先，她通读当时流行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包括纪实文学和人物传记等），发现在这些文本中，“成功”意味着知识、受过良好教育、肯苦干敢拼搏的冒险精神。可见，“成功”不只是获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也不可或缺。其次，她以成都和南京两个房地产广告为例，讨论社会对“中产阶级”（或曰“中产阶层”）的想象。其一，“中产”是有标准的——从个人收入到吃穿住用行再到结婚恋爱生子，莫不如是。其二，即使是郎才女貌的爱情，如果没有了门当户对，没有了“梦想家园”（在广告中，一个高档小区单元房的钥匙取代钻戒，成为男主角向女主角求婚的道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布尔乔亚式的自我满足，就不是“浪漫”的爱情，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温馨”的家庭，更算不上是“中产阶级”。这两个广告说明大众传媒建构的“中产性”（middle classness）和“中产意识”。在这样的语境下，“中产阶级”不仅象征着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强调群体的自觉（consciousness）。实现这一自觉的不二法门，就是消费。消费不仅可以缓解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还可以建构“中产阶级”的“中产性”——在新自由主义的棋局里，这真是一着绝妙好棋。
这一套逻辑在“素质”话语的包裹下更是无往不利。在“素质”话语中，人和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一样具有二重性——素质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每个人具体的使用价值反而看不见了。在自由交易的人力资源市场上，“素质”就是衡量一个人优劣的唯一尺度。因为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有“素质”，所以他们更有资格获得更多更好的权利（比如今天的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五险一金待遇差异）。大学生也是如此——你拿着CV去“人才市场”和其他求职者“竞争”。如果你“素质”不够，无法在“自我发展”中出人头地，你就要被“淘汰”。不仅个体如此，国家亦然。在个体，是“素质”的比拼；到了国家，就是“综合国力”的比拼。
这样一来，“素质”话语大大缓解了经济发展与分配不均引发的焦虑。一方面，“素质”话语代表了国家增加“中产阶级”同时消除贫困的战略。但如果根本的发展方式不改变，经济增长必然伴随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这一战略最终只会沦为虚空的口号。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被国家归咎于人口过多和大量农村人口素质不高，从而以“素质”的贫困来解释农村人口在物质上的贫困。如果不“自我发展”，“素质”不高的人口就会拖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后腿。因此，作为素质话语的宠儿，“中产阶级”是“有素质”的。相反，农村人口则是“缺乏素质”的。计划生育和素质教育政策则把这个规训带到下一代，让孩子们从小就“自我发展”，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素质”话语的实质就是把人彻底商品化，让人和商品一样在市场上竞争，优胜劣汰。
结论：中国化的新自由主义规训
Anagnost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中产阶级”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的元素，更是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载体：每个人都要像商品一样在自由市场上参与竞争，个体的“自我发展”成为无上信条。在这个时代，个体主义价值观早已占据人们的心灵高地，消费能力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首要标准。简言之，“中产阶级”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最心仪的情人：因为他们的消费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时成为其规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Anagnost, A. (2008). From ‘Class’ to ‘Social Strata': grasping the social totality in reform-era Chin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9(3), 497-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