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民党到台湾后,不论是初期基于“反攻大陆”的军事需求而积极推动工业化,抑或是后来为追求经济成长而发展的民生工业,都在发展过程中牺牲了大量的的环境成本,到1980年代中期,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公害事件一一爆发,民众抗争运动不断。反公害组织和环保团体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开始大量出现,诸如“新环境杂志社”、“主妇联盟基金会”、“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台湾绿色和平组织”等一一登场,而许多大学生也因此被号召或者动员投入了抗争活动中,风起云涌般的环保运动迫使“行政院”在1987年设置了“环保署”,以响应民间对环保的关注与需求。
环保运动与党外力量的兴起
环保抗争运动的草根特质,贴近基层民众的运动运作模式,大大吸引了当年台湾的党外人士参与并介入其中。对党外力量而言,这是对抗国民党统治的一个契机,不仅能贴近民众,更能争取民意,进而也能转化为对自己的政治支持力量。因此,80年代开始,过去始终强调政治性诉求(如要求开放党禁报禁、重视人权、国会全面改选)的党外运动,开始转而关注环保,是以台湾的环保运动发展历程中,党外力量的身影始终穿梭其中。
这场环保抗争运动的标杆人物之一,便是在台湾曾任台东县长、县议员、立法委员,也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的黄顺兴。他在1981年10月创办《生活与环境》杂志,不仅成为台湾环保刊物的先锋,也是环保观念的领路人,在当年全台湾追求经济发展的狂热中,环保、反核的“非主流”观念已经是他的论述重要观念。而黄顺兴到内地后,不仅把他关注环保的一贯立场带到内地,更把他在台湾的敢作敢说的问政风格带到大陆,投下了全国人大的第一张反对票。
在黄顺兴的开路下,“美丽岛事件”后的党外新生代随即跟进,开始以环保议题为关注核心,一方面闪避国民党的打击,一方面发展自身的社会基础。1986年民进党建党后,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与路线,尤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反核四”运动,更成为民进党重要的操兵活动。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除戒严,时空环境丕变,为政治运动与环保运动的结合,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结合环保运动的民进党,在抗争中发展出另一套迥异于国民党的组织动员形式。它不强调既有党组织,而主要透过下乡演说、组训等手段完成抗争动员。没有完整党组织的民进党,反而将缺点转化成优点:充满弹性、反应快、深入民间、勇于宣传,组织成员年轻积极、有活力、有创造力,富有理想性,比起国民党更是少了铜臭味。
通过结合环保运动,民进党开始逐步在意识形态上建立起其本土论述,从环保运动最基本的“爱乡土”观念出发,最终建构出所谓的“本土意识、台湾优先”的观念。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与乡土直接联系,与民众的生活直接联结,比起国民党一直以来所建构的中国意识,显然更具有情感联结与现实基础,因而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逐步变成潮流与趋势,威胁并挑战传统国民党的主流话语。2000年台湾的首次政党轮替成功,其实也可以解读为正是这样的本土意识形态的建构成功,而2008年的再次政党轮替,却意味着本土意识形态的内容开始出现质变。
政党轮替后的困境与升华
环保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结合,一方面让民进党在基层获得成功,一方面也让台湾的环保运动快速成长,环保意识迅速深入人心。然而在民进党取得政权后,这样的发展模式便难以为继。因为在野时以环保议题(或毋宁说任何议题)攻击执政者,基本上都非常容易操作,然而一旦执政权在手,便面临如何实际解决问题的压力,光靠宣传无法治国。追求执政绩效的民进党,虽然在执政之初曾推动“核四停建”案以实现其环保理想,但核四停建后续衍生的适法性、国家赔偿与国际纠纷等等,让当时民进党政府焦头烂额,不得不在2001年2月宣布恢复续建核四。如此快速的政策急转弯,不仅引发支持者的不满,也引发了绿营的分裂,时任民党主席的林义雄愤而辞职,加入“环岛苦进行”行列,呼吁民进党应该要诚信治国,并转而将其人生重心投入核四公投运动,要求对此进行公投。
背弃反核理念的民进党,为了摆脱外界“反商”的抨击,开始逐步冷淡过去的伙伴与支持者——环保团体与社运团体,这样的手法,正如列宁在谈论党与外围团体的关系时所称,不能让输送带从工具变成主宰。面对这样的格局,台湾的环保运动者却只采取了软性的反弹与决裂,主要是因台湾的环保人士过去跟党外力量及民进党的深厚情谊,也让他们在民进党执政后,批判政府相关政策时下意识的自我限缩,结果不仅火力大减,也无法迅速转换合作对象,跟当时在野的国民党合作。
如此一来,在“民进党政府有意疏远、环保人士自我设限”的双重限缩格局下,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着实让台湾的环保运动乃至于整个社会运动都受到莫大压抑。此外,两大党在野时都大大拥抱环保议题,执政后却又着重经济发展、疏远环保,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模式也让台湾的环保运动难以持续平稳发展。国民党在野时大搞环保运动,让环保人士难以信任,如今民进党在野后也想重新拥抱环保运动,更是让环保人士情何以堪!
民进党执政时对环保运动的疏离,与政权的再次轮替,间接地让环保运动的核心价值——“爱乡土”的具体内容受到挑战。环保运动圈里开始反思:“爱乡土”是否是某一政党的专属?进一步激荡的思维是,环保运动应有自身的主体性还是应依附某一特定政党之下?论辩的逐步发展不仅将环保运动的独立性逐步凸显,也将爱台湾的内涵加以具体与深化,最终则撼动了民进党于2000年成功取得政权的重要关键依据——台湾意识与本土意识。爱台湾不应是某党的专利,更不应口惠而实不至,而必须经得起检证。环保运动独立性、本土意识的内容都因此获得更深层次的发展。2008年台湾的再次政党轮替,正是反映这样思维趋势的转变。ECFA在台湾获得多数的支持,也反映了这样的趋势。
台湾环保运动的启示
台湾环保运动的发展历程,对华人世界无疑具有高度的参照意涵。就经济发展与环保政策而言,当年台湾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大量牺牲环境成本的发展模式,其实目前正在中国大陆高度经济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复制着,环境污染的问题目前业已成为大陆无从回避的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浪费环境成本所造成的遗害,往往不是短时间可以恢复的,其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往往高于收益。以1994年揭露的桃园RCA厂(台湾美国无线电公司)污染事件为例,时至今日,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员工与附近住户罹患癌症等后续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另一方面,台湾环保运动发展与本土意识建构二者之间的互动,对内地而言也同样具有高度的参考意涵。环保运动所激发的本土意识,对于强调中央集权、压抑地方意识的中华政治文化,无疑是极大的刺激与挑战。台湾过去亦是如此,环保运动所激发的地方意识,被视为是分裂作为,被抨击为是只注重地方利益,然而从长期来看,随着环保运动的落实,局限于区域的地方意识,反而成为建构集体意识的重要养料与基础,并让过去依赖宣传机器堆砌而成的虚幻集体意识,变得务实且反而更加巩固与稳定。随着环保运动的深化与环保意识的普及,民众更加热爱自己所在的乡土,贴近乡土的文化,集体意识最终反而获得丰富滋养。同时,台湾乡土意识的发展与转变趋势显示出,本土意识并不等同于台独意识,更不等同于民进党。本土意识的内容是可变动的,不全然是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推进,爱台湾与两岸关系的推进更是存在着齐头并进的可能性。
就产业发展政策而言,历经环保运动的抗争,台湾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开始有所转向,认识到不具备要素禀赋、却必须大量消耗环境成本的产业,不需要勉力去发展。环保政策的逐步推动,还具有促进产业升级的推力效果,对经济长远发展反而有利。此外,环保意识落实所带动的爱乡土观念,更能促进民众回头正视自己乡土的文化资产,最终反而成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沃土,可以开创另一种永续、无烟产业的成长,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未必会比工业要低。
就抗争处理经验而言,物质乃至于金钱的补偿回馈,是台湾后来处理环保抗争的主要做法,成效立即而明显。然而早期运作的过程中,直接回馈给地方民众的做法,却引起极大的道德风险,少数不肖的地方人士,见猎心喜、见钱眼开,进而出现利用公害事件纠众索赔、威胁厂商、中饱私囊的弊端,在台湾因此有“环保蟑螂”一词用来蔑称之。为避免这样的弊端,降低道德风险,且有鉴于环境的损害是一种公共财富的耗损,因公害而来的金钱补偿,目前在台湾也转以创造地方公共财富为主要方向,除了公害造成的人身和财产直接损害的赔偿直接回馈个人外,回馈金应该用于乡里建设,诸如绿化、建立图书馆、运动场、提供健康检查、奖学金等等,如此方可以直接为地方创造福祉,减少纠众敛财的行为出现。
此外,台湾的经验凸显出环保运动应具有独立性的重要性。环保终究是永续的事业,与民族世代生存紧密相关联,与政治力结合固然能让环保运动的理念更加快速落实,但是过度依赖政治力的环保运动,终将丧失其发展基础,沦为被宰制或者被发动的工具,如此一来,环保运动的扎根与落实,便容易被扭曲。大陆的环保运动开展,由于政治文化与环境迥异,如何维持与政治力的适当距离,其挑战恐怕比台湾环保运动者过去面临的还大。但是与当年台湾相比,网络科技的发达,却给了内地环保意识宣传的最佳利器,善用网络环境建构环保宣传平台,乃至于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整合环保团体的力量,都对环保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但值得警惕的是,台湾在推动环保运动的过程中,环保俨然成为一种新道德与新意识形态,为了实现此一新道德、新正义,往往忽略了理性的正当性,从而形成另一种道德压迫与扭曲,核四的突然宣布停建,便是一个案例。为了实现环保理念,固然必须挑战政策与既得利益者,但是冲撞与批判现状,依然必须兼顾理性与手段正当。因此,吸纳理性的成员与吸纳热情、有理想性的成员,对环保运动是同样的重要。笔者甚至认为吸纳理性的知识分子,从源头把关,在制订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时,便积极向公共部门提供讯息与观点,远比公害发生后进行抗争与善后,要更能发挥效果。在政策制订过程中积极对政治系统输入正确的环保理念,协助制订正确的产业政策,黄顺兴已成范例。因此就体制建设而言,内地的环保运动应积极推动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在政策规划时能有广为咨询、类似听证会的制度平台,透过这样的制度平台进行先期预防,这与积极推动公害治理、抗争施压改善的后期治疗,对内地而言亦属同等重要。